真正给大寨争得荣誉，引起上级和社会各界信任的，还是“十年造地计划”的实施及最终完成。
前文中说过，大寨800余亩耕地，分布在虎头山上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共有4700多块。地块零碎，又多是土薄石厚的坡梁地。地面坡度大，又缺边少堰，水土流失严重，土壤瘠薄，是典型的“三跑田”（跑土、跑肥、跑水），“下了大雨土冲光，三天没雨苗发黄。”旱涝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土地是农业的根本。不彻底改变土地的“三跑”问题，大寨人要摆脱贫困面貌是不可能的。初级社一成立，陈永贵就下了决心：彻底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土地。他与乡亲们一起从实际出发，订出一个“十年造地计划”，要把坡梁上及沟里的“三跑田”全被改造成“保土、保肥、保水”的“三保田”。陈永贵对乡亲们说，咱们是山区，可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沟多、梁多、坡多，造地潜力大。一条条沟里，只要闸上一道道坝，填上土就成“刮金板”高产田；山坡地要块块砌上地堰，削高垫低，建成水平梯田，也都是高产好地。
他说，虎头山上没有水源，要浇地难。可咱们这儿有土，咱们就在改土上下功夫，把沟地、坡地整平、垫厚，把土改造好，保水又保肥，自然就耐旱。
陈永贵带领乡亲们制定的“十年造地计划”，就是要把7条沟全部打上坝，造成梯田；把8道梁上的坡地全部建成水平梯田。地要平，土要厚，坡地变平地，小块地连成大块地，把全部土地建成“三保”的高产农田。
乡亲们听了这个计划都说，这计划挺好，可咱全村才70来户，200来人，劳力只有50来个，能干成这么大的事？
陈永贵给大家讲“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老愚公也是咱太行山里人，是先辈乡党哩！咱们就以他为榜样，下决心干！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咱这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后代哩！
乡亲们深受鼓舞，说，现在天下是咱们的了，山呀、沟呀全是咱们自己的了，要怎治就怎治，咱们说了算；现在又办了合作社，全村人成了一家人，只要大伙横下一条心干，不信治不了这山！陈永贵说，就是这个理！山再大，沟再深，只要咱们干，治一个少一个；要是不干，再等上几辈人，还是那荒山烂沟。
经过深入动员，全村人统一了思想。1953年冬天，陈永贵带着全村人上阵，打响了治山治沟第一仗。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第一仗选上治理白驼沟。
这是7条沟中最小的一条沟，长不足2里，宽十几米，上下落差小，地势较缓。经过实地测量，要在沟里分段打下24条石坝，就能把整条沟槽建成25块较大较平的沟地。
太行山里冬来早，开工时，北风阵阵，寒冷刺骨，滴水成冰。大寨全村50余名男女劳动力一个不缺，一齐上阵。老社员贾金元当年已经70岁，也扛家伙跟大伙上了山。刚干几天，就落下漫天大雪。他们天不明上山，天黑了才下山，中午饭都不回村。家里人把一罐罐饭送上山来，早冻成了冰疙瘩，要用筷子捣碎了才能吃。这就是大寨人创业史上有名的冰碴饭。治山治沟10年，大寨人年年冬天去山上吃这冰碴饭苦干。干累了就在寒风横扫、积了雪的山坡上找块背风的石头靠靠，喘口气再干。
陈永贵专捡最重的活干，他领上几个壮劳力，抬那二三百斤重的大石头，手脚被石头砸伤，皮破血流，鲜血一滴滴地滴在石头上。贾进财领着几个石匠在石窝里开山取石。二十几斤的头号大铁锤，抡起来就是几百下不停手。手掌磨出了铁皮似的茧子，虎口震裂了，手指变形了，仍然挥锤不止。
大水之后陈永贵带领社员垒地坝苦干了一个冬天，首战告捷。这年冬天，大寨人闸住了白驼沟，垒起24道石坝，把沟里的乱石滩变成了良田，原有的小块沟地连成大片平展展的沟地。完工后量了量，沟里的地不仅提高了质量，而且增加了5亩。
这是大寨实现合作化之后治山治沟的第一仗。为了纪念合作化的功绩，大寨人把治理后的白驼沟改名为“合作沟”。
首战白驼沟取得胜利，引起中共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的重视。1953年底，陈永贵被评为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出席了晋中劳模会并在会上作典型发言。时任晋中地委书记岳太忠在会议总结时说，昔阳县大寨村的陈永贵这个人很有头脑，是个挺好的人才。他号召全区各个合作社都要向大寨学习，不仅搞好当年生产，也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首战告捷也大大鼓舞了陈永贵。对完成“十年造地计划”更有信心！
1954年冬天到1955年春天，大寨人乘胜前进，加快了治理步伐，苦干一冬春，又闸住了后底沟、赶牛道沟、念草沟和小背峪沟。
1955年冬天，大寨人开始改造7条沟中最大最难治的狼窝掌沟。
三战“狼窝掌”
治理狼窝掌沟，先后进行了3次。前2次都失败了，全村人两个冬天的苦干完全付诸东流，直到第三年又干了一个冬春才最后治服这个沟。这就是大寨创业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三战狼窝掌”的故事。1964年2月，新华社播发了记者宋沙荫等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其中对大寨人“三战狼窝掌”有精彩的描述。
狼窝掌，又称“黑老山沟”，是大寨7条山沟中最大的一条，3里长，两丈多宽，上下落差甚大，每到暴雨季节，这条沟里的山洪特大，像脱缰的野马，直扑下来，肆虐横行。所以，长长的沟里没有耕地，只有乱石滚滚，野草丛生，人迹罕至。早年间，常有野狼出没其间，故有“狼窝掌”这个名字。几十年后，1986年陈永贵病重期间交代后事，让家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上的梯田里，但他特别要求，千万不可撒进“狼窝掌”。可见老一辈大寨人都把那条沟看成个凶险的地方。这自然是后话了。
首战“狼窝掌”是1955年冬天，陈永贵带领全村58名劳力上了工地。天不明到工地，星星出来才回村，“一两天头顶星星”。整整干了一个冬天，直干到农历除夕才收工。春节过后，正月初三继续开工，一直干到春耕之前。一冬一春的苦干，在沟里建起25道石坝，填进几万方黄土，使昔日荒凉的大山沟，变成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开春后，新造的地里播下种子，很快出齐了苗。一眼望去，满沟绿油油的好庄稼。到了夏天，庄禾茁壮，更是喜人。可是，一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狼窝掌里浊浪滔天，25道大坝全部被洪水冲垮，一块块梯田和地上茂密的庄稼全被冲个干干净净！狼窝掌又成了一条烂石沟！
大寨人心痛啊！但陈永贵不服输！他走进烂石滚滚的山沟，察看那道道大坝的根基，找出被洪水冲垮的原因。
1956年秋后，他又动员、组织起全村58名劳动力，再一次走进狼窝掌。他与乡亲们一起仔细研究再战狼窝掌的新办法。洪水冲垮了坝和地，教训还在人，是工程上有缺欠。一是坝基扎得不深不牢；二是垒坝用的石块不够大，所以石坝对洪水的抗冲击力量不够。今年再动工，他们把坝基挖得深深的，采来更大块的石头，重新垒坝。同时，他们还在沟首建起一个二亩大，二丈深的小水库，拦蓄山洪，减小冲击力量。又是一个冬春的苦干，春耕前，陈永贵带领乡亲们高高兴兴干完了所有工程，撤离工地时心上说，这回可以放心了。
谁知1957年夏天的雨更大，山洪更猛。那天夜间，乌云漫天，半夜过后，一阵天崩地裂般地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虎头山上，洪水呜呜叫着冲下山来。风雨声中，只听得一阵闷响，从狼窝掌方向传来，震得大地颤动。陈永贵被雷声震醒后一直没睡，听到这声闷响，心上喊声“不好！”点上马灯就奔狼窝掌。他在雨里泥里爬上虎头山，可狼窝掌沟却没法靠近了。一沟浊流冲着土壤、石块、庄禾滚滚而下。完了！狼窝掌工程又被冲垮了！
二次失败，大寨人的心气受到了巨大打击。一些本来就不满意闸沟的人，这一下抓住了“有把烧饼”，说：“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有人说：“跟上你们白白吃了两冬苦，挨了两冬冻，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去闸这条沟了。”还有人散布流言飞语：“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沟闸住，水往哪里流？”还有人说，“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人有多么大本事，还能斗过龙王爷！”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大寨还有谁比陈永贵的压力大？他一个人默默地蹲到狼窝掌的山坡上，含着烟袋思谋：“难道就干不成了吗？”他绝不甘心失败，心上一狠：两次失败了，那就再来第三次，绝不能退却！
陈永贵决心三战狼窝掌！说起这段往事，老一辈大寨人都对陈永贵竖起大拇指说，老陈这人就是有决心。没有他，“三战狼窝掌”的事就干不成！尤其是那第三战，一般人败了两次早就灰了心不干了。这就是老陈的与众人不同之处。有人说，如果三战再败，陈永贵一定还会有四战、五战，直到最后胜利。他这人就是有这么一股子劲。
陈永贵的决心似铁。他在村里先开干部、党员会，再开社员大会。最后说服了大家，决心“三战狼窝掌”！
秋后，陈永贵带着大寨的干部群众第三次进了狼窝掌，仔细检查了每一道坝、察看了每一条支沟，摸清了毛病，找到了改正、补救办法。
1957年冬天的数九寒天里，第三次大战狼窝掌的战斗又开始了。社员们都争着要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当时，只有60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0多个人出了工。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高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6万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头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了，要一方方从别处抬过来，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可用，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吃苦受累自不待言。
几年来，贾进财一直担负着最为艰苦的开山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磨砺得像铁板一样的双手冻裂了，渗出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汗水血水在石头上和成泥，冻成冰。社员们见了，十分感动，说：老贾，你是我们大寨的老英雄！大功臣！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要为你立个碑。贾进财却笑着说：“狼窝掌里这20多条大坝，哪条坝没有我打的石头？不都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第一生产队队长梁便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4个人，在没膝的大雪里抬着沉重的大石块从山上往下走，一趟下来，不知摔了多少跤，4个人滚成雪人，却一步不停，天天超计划完成定额。
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苦干了一个冬天，终于完成了任务。狼窝掌，这条最凶暴的山沟到底被治服了！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的工程建成后，经受了几十年来几十次洪水，其中包括1963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的考验，仍然稳如泰山。
从大战白驼沟到闸狼窝掌，整整苦干了5个冬春，大寨人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15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2条盘山渠，2个小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
大寨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穷山恶水，改造了虎头山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从1953年到1962年间，大寨人把200亩山梁地大部分围起二尺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道道堰，变成水平梯田。7条沟里全打出道道石坝，造出80亩好地。基本条件的改善，促使全村粮食生产不断提高。平均亩产从130斤上升到770斤。这期间向国家卖粮食170万斤。
“大寨田”和科学种田实践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除了治沟治坡外，还把更多的力气花在改良土壤，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上。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寨人终于把耕地建成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成了闻名全国的“大寨田”。
大寨是北方干旱土石山区，山头是石山，山梁和山坡有较厚的土层。这里的年降雨量并不太少，每年在500厘米上下，主要问题是降雨量不均，集中在七八月。雨后往往形成山洪，很快下泻，形成洪涝灾害。梁地和坡地下雨存不住，不保水，不保土，也不保肥。除雨季外大沟小沟，都没有长流水，平时是干河沟，一片沙石，下大雨则山洪冲刷，沟边地也不能保收。要修水利工程，上流无水源，沟里没有长流水。修水库，蓄洪水灌溉，既没有合条件的库址，沟又窄水势又猛，很难拦蓄住水。要搞引水工程，近处既没有可靠的水源，而且虎头山上的梁地坡地扬程也很高，不易实现。
这里发展农业生产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耕地蓄水保墒的能力，提高耕地抗旱、抗涝水平。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认识到这一条，抓住了这一条，在治沟治坡的同时，改造农田，为把“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建设成高标准的“三保”（保水、保土、保肥）农田，苦干了10年。
他们的具体干法是：
——改坡地、梁地为梯田。梁地一般垒土唇，坡地和沟地垒石唇（当地的名词，意思是给耕地垒起一条下嘴唇，就是打一道比较高的地埂，远看好像一堵一堵的半人高的、一人高的土墙或石墙），里切外垫，起高垫低，年年耕，年年平，经过几年，改成了水平梯田。
——闸山沟，节节打坝，拦洪淤地，把沙石沟变成了一层层的梯田。
——实行深耕，加厚活土层，改良土壤。土层较薄的坡地，则担客土加厚。大寨耕地的活土层，普遍达到1尺以上。大寨的耕地，一般是黏土，也有一部分沙土。他们采取土搀沙，沙搀土的办法，相互调剂，改良土壤。此外，每年有40万斤左右的玉米秆沤肥还田，平均每亩约500斤。这方面大寨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地煤多，社员做饭取暖都烧煤，而庄稼又以玉米为主，有大批秸秆可供还田。这不仅增施了肥料，而且大大增加了土壤中的腐殖质，使土壤变得很松软，团粒结构非常之好。1尺多厚的活土层，好比是1尺多厚的海绵，其中有无数的小水库，蓄水保墒的能力非常之高。所以有人称大寨的地叫“海绵田”。凡到过大寨的人，对此都有深刻印象，走进“大寨田”，活土层像海绵一样松软，一脚下去就陷得没了脚面。在其他地方，有些社队把土地平整一下，山坡地边垒了一道岸，就称建设成了“大寨田”。这完全是对“大寨田”的误解或歪曲，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大寨田”。
——深耕、深刨。秋收以后，深耕，利用1尺多厚的活土层，储蓄冬季的雨雪，抗御春旱。玉米第一遍锄草时，实行“深刨法”。即不用锄头锄，而是在每株玉米根的旁边四五寸的地方，用镢头深刨6寸到8寸，在玉米行间和株间挖成一个一个的小鱼鳞坑。这样做，降雨前有利于蹲苗，降雨时则把雨水储蓄到土壤里面，既抗旱，又防涝。
大寨的耕地，经过这一套办法加工改造，保住了水，也就保住了土和肥，不致随水流失。并且大大提高了耕地蓄水保墒的能力，充分发挥土壤对于水分供应的调节作用，做到旱涝保收。1963年那样大的暴雨，除了被山洪冲毁、颗粒无收的20%以上的耕地以外，其余近80%的耕地，洪水很大，而涝害很轻，亩产量仍然稳定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的土地加工改造，的确下了苦功夫、硬功夫。从1953年到1963年，11年改土用工10万个（记入历年分配账的是8万多个工，还有20%的工按劳动力平摊了，未纳入分配）。平均每亩地用工120多个。男女整半劳动力平均，每年每人为土地的加工改造出工80多个，主要是利用冬闲季节，冒着风雪严寒苦干的。“大寨田”是大寨人心血的结晶。
加工改造耕地，提高耕地蓄水保墒能力，抗旱防涝，这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革命。它打破了那种“没有水利灌溉就不能稳产高产”的因循守旧的一套旧思想、旧习惯，特别是对那些发展水利灌溉的条件十分困难，而常年还有一定降雨量的地方，很有现实意义。
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从1953年冬天开始。从50年代到60年代连续苦干10多年，实现了“十年造地计划”。这期间，大寨农业不断发展，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大寨本是个多灾之地，一般的旱涝是年年有，产量却是年年增加。1957年连续40天的伏旱，1959年连续一个多月的秋雨，是10年中比较严重的旱涝灾害，大寨都抗住了，都比上一年增产。粮食亩产量，从1958年起，就达到和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400斤的要求，1958年543斤，1959年616斤，1960年661斤，1961年672斤，1962年774斤。1963年，遭到特暴雨，山洪暴发，地基被冲毁的、庄稼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占耕地的1/5以上），粮食总产量仍有42万斤，按有收成的面积计算，亩产仍在700斤以上。大灾大难的1963年，大寨大队除了每人留下口粮400斤之外，全大队还交公购粮24万斤，占总产量的57%，平均每人交售660多斤。
1964年4月，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长廖鲁言率调查组对大寨进行全面考察，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廖鲁言的调查小组向国务院写出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按照全国农业规划会议提出的标准，应该说，大寨大队的耕地，已经基本上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
“大寨田”的建设为实现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但要实现高产、稳产，还得靠种好管好，严格实行科学种田。大寨人因地制宜地综合运用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即毛泽东提出的水、肥、土、种、密、保、管、工8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廖鲁言的调查报告归纳出，大寨的科学种田增产措施主要是：
——增施肥料。主要抓农家肥。人畜粪尿利用的好，利用的净。社员家庭积肥，也是先集体地，后自留地，主要用于集体。化肥也不少，平均每亩地25斤氮肥和40多斤磷肥。更突出的是在沤肥方法上很有创造。例如，玉米秆的“速成沤肥法”：把玉米秆铡碎，拌水，而后再拌圈粪和土，堆起来，让它发酵，水、肥、秸秆要拌均匀，15天到20天就沤黑了，腐熟了。这种肥，现沤现施，肥效高，比头一年沤、第二年春季施的堆肥的肥效高，也更有利于改良土壤。
——合理密植。大寨的耕地，山梁地多，地块很小，802亩有2900多块，平均每块只有2.8分。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地块小，地边多，通风透光比较好，有利于合理密植。肥料增加，土壤肥力提高，也为密植提供了条件。
——充分利用土地，“四不专种”，“三不空”。大寨过去种植的比例是“三三制”，玉米占1/3，谷子占1/3，豆子、高粱、麻籽、瓜菜、小麦和马铃薯等合占1/3。扩种玉米首先就遇到了同社员生活多种需要的矛盾（这也是许多地方扩种玉米遇到抵触的原因之一），大寨经过试验，实行豆子、高粱、麻籽、瓜菜“四不专种”，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带种”。玉米地带豆子，玉米地带高粱，谷子地里“三层楼”（高粱、谷子和小豆或绿豆），“高唇种瓜”，“矮唇种麻”，“墙根种高粱”。这4种作物，虽然没有专种的土地，但是产量并不比以前有专种地时减少，而且增多了。用这种“带种”的办法，解决了社员生活的多种需要，因此，可以腾出好地，扩种适宜当地条件，稳获高产的玉米。
——“三不空”，就是地边、地头、地墙根都不空，种满种足。陈永贵说：“山地地块小，地边地头多，懒人种，1亩种成8分；勤快人种，1亩能顶12亩。”我们也算了一笔账，大寨大队的800余亩耕地，由于种满种足，做到“三不空”，加上靠地边的两行增加了密度，大约相当于多种了100—120亩土地。
——玉米“三深种植法”。大寨种玉米，实行“三深”：深耕、深种、深刨。耕作层1尺多深，玉米锄草时深刨，前面已经说过了。深种、种3寸到4寸，比习惯种2寸多到3寸，加深半寸到一寸。由于种的较深，幼苗出土时间晚两三天；幼苗出土前，种子胚芽所含的养分大体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出土后开始一段，长相不好；但是，由于根扎的深，后劲大，拔节、抽穗以后，长得越来越壮，一直到玉米成熟，基部的叶片也不干黄枯死，结果产量就高。这是大寨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项很有科学价值的创造。
1963年的抗洪斗争
大寨的创业过程中，又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1963年的抗洪斗争使大寨人的自力更生精神得到充分显示。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大寨是“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
1964年廖鲁言的调查报告说：“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典型。”
大寨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在1963年的抗洪斗争中得以充分显示。
1963年夏天整个华北地区暴雨成灾。在晋冀两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中雨量特别大，降水时间又非常集中，形成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山洪暴发，太行山里冲得山川变形，山下河北大平原成了一片汪洋，几十个县的大片土地成了泽国，京广、京沪两大铁路干线都被冲断，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陷于洪水包围之中。
大寨也是这次大灾中的一个重灾区。
从8月2日到8日，大寨这片土地上，7天降雨的总量等于1962年的全年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里闸沟的石坝之外，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石坝被冲塌了，不少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光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山流了，路断了，村庄也遭到严重毁坏，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塌了77间。
大雨刚停，在县城开会的陈永贵，淌过洪水滔滔的松溪河，滚得满身泥水，回到村里，全村男女老少围了上来，顿时哭声四起：“咱们的庄稼冲了！”“庄窝（村庄、住房）也塌了！”“往后，这日子咋过呀！”……
陈永贵忙问大家：“人怎么样？”社员们说：“人都在。”陈永贵说：“人在就是大喜！地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
大寨人在天灾面前的英雄气概令人感动，大灾之后坚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不要外援，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的精神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响亮地提出“三不要”（即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大灾之年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配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大灾以后，县里、公社打来电话慰问，及时发下来救灾物资和钱。大寨人却没有接受那些支援，把国家的支援让给受灾的兄弟队。
公社拔下来80元医药补助费。大寨人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公社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
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干部们说：“大寨有苇子，要用席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
公社领导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人说：“能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带领下，大寨人战胜洪涝灾害，恢复家园的积极性高涨。男女老少齐上阵，铁姑娘队也在抗灾中组织起来，成为大寨农田建设和农业生产中的一支突击力量。他们的安排是“先治坡后治窝”，即先集中力量恢复地里的庄稼和土地，后再恢复村里各家的住处。后来又改成白天上山救庄稼修水毁的土地，黑夜回村修理住处。有人说这是“白天治坡，夜间治窝”。
经过3个月夜以继日地大干，大寨人靠自己的力量把山上沟里被冲倒的玉米，一棵一棵地扶起来。把斜躺着的谷子，几棵捆扎成束扶起来。绝收的地上重新播种，又长出来葱绿的秋菜。
40间瓦房修起来了，20孔大石窑砌起来了。通过一个夏秋的紧张劳动，大寨人把生产上损失降低到最低水平。秋收后，除留够社员口粮外，如数完成国家粮食缴售任务。“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变成了现实。
经过这场抗灾斗争，大寨人不仅取得了物质成果，自身也受到考验和教育，陈永贵更坚定了“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的信心。与县委派来的驻队干部李锦荣一起，总结自力更生的好处。陈永贵说一条李记一条，也有李锦荣想出来，经陈永贵同意也记上的。就这样你一条，我一条，共列出10条。先是说接受救济、伸手向国家要钱要东西的10个害处，之后又经李锦荣等执笔改成正面表述，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自力更生10大好处”。
这10大好处是集体总结出来的，不只是陈永贵个人的创造。10条中显然有些是拼凑的，也有些是经过“拔高”的。但“自力更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后，陈永贵便把这10条好处归到自己头上，为了掩盖当时的真相，凡帮助他总结过“10大好处”的人，都未逃脱被打击的命运。
这10大好处简单点说就是：
一、自力更生激起了干部和社员更大的革命干劲，调动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自力更生能使社员更加热爱集体，依靠集体，自觉维护集体利益；
三、自力更生进一步增强社员之间，干部之间的团结，形成了一种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新风气；
四、自力更生医治自然灾害创伤，不仅有利于当前，而且有利于长远；
五、自力更生促进了勤俭办队，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六、自力更生考验了干部，锻炼了干部，增长了干部的才干；
七、自力更生使干部社员看到自己的缺点，找到差距，并积极想办法消灭差距；
八、自力更生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九、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给革命接班人的树立好榜样；
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推动“一带二”比学赶帮运动的发展。
大寨的自力更生爱到广泛关注。后来，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大寨和陈永贵之后，对此十分赞赏！他在谈到农业基本建设时说：“要自力更生，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1963年的大洪水考验了大寨人，考验了陈永贵！他们在大灾面前的英雄气概引起强烈反响，这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出长篇通讯《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发出文件，号召全省学习大寨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精神。
大寨创业阶段的另一闪光点，是全体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陈永贵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还说“打铁先得自身硬”，要想让社员干好，首先要自己带头苦干。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大寨合作社成立后第一次支部会上，支部书记陈永贵就宣布：当大寨的干部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人就不能算好干部。由于陈永贵坚持带头，全体干部自动跟上，多年以来已蔚然成风，成了一项制度。
1955年12月大寨与几个邻村合并成立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在合作社的干部中严格要求，每人都按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作出了“三不准”的规定，即不准占有劳动时间开社员会；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从地里叫走干活的社员谈话。1964年1月8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其中报道了陈永贵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要搞好三大革命运动，就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做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如果干部离开了集体生产劳动，就和社员隔了一层皮，鼻子不通了，眼也不亮了，如果干部要离开集体生产劳动，摆起官架子来，靠社员养活自己，不就成了新的剥削阶层，还谈什么社会主义方向。”陈永贵还说，“用人要知人性，种地要知地性，生产斗争，既改变自然面貌，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领导生产斗争，和指挥战斗一样，你不拿枪杆子，不懂得“兵法”，不了解战士的思想情况，怎能打胜仗！
陈永贵不愧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模范。大寨出了名之后，他的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仍然能够继续坚持参加劳动，表现出很强的自觉性。昔阳县档案馆保存的1964年昔阳县委发出的当年60号文件，以《陈永贵在劳动中》为题，向全县通报陈永贵参加劳动的情况。“通报”说，“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在今年（1964年，引言注）1月至6月20日的172天中，除到专区、县开会24天，外出报告、接待参观20天，春节和元宵节放假9天，还做劳动日131个。”
通报说，“他为什么能多参加劳动呢？”“通报”引了陈永贵的话来回答：“有了毅力就有了办法。只要你十分愿意到地里去，就不怕没办法，不怕没时间。”他的具体做法是做到“一争三不误”。一争就是“哪怕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也要争取下地劳动。”“三不误”是：“应邀上县作报告尽量利用晚上时间，不误白天劳动；公社开会半天，搭晌回村，不误下午劳动；晚上如有外出工作任务，当晚去当晚回，不误第二天劳动。”
实现合作化之后，全国农村干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大小队干部不参加劳动，形成干群关系严重对立。这不仅不利于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也影响干群关系，不利集体经济的巩固和社会安定。而大寨干部参加劳动十分自觉，坚持数年不变，并且带动整个昔阳县，使全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蔚然成风。1963年3月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文件，转发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调查》材料，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人民日报》发表了《昔阳干部劳动成风》的长篇通讯，并发表社论：《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始终坚持自觉参加劳动，带头苦干实干，也是大寨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战天斗地，发展生产取得突出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的大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196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5万斤，亩产达到774斤。10年间增加2倍。1953年办初级社时，除了社员的几百亩地之外，没有集体财产，而10年后有32头牛，12头驴，11匹马，8头骡子，还有三辆马车，粮食结存3万余斤。真是粮食满囤，骡马成群。这一年全大队总收入也达到85万元，为10年前的8倍！
有了以上诸方面的突出成绩，大寨便有了脱颖而出的条件，逐步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一个突出的先进典型。
大寨确实不愧为一个“自力更生”改造山河，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发展生产的好典型，陈永贵为大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在大寨创业时期的改造山河的坚强意志和苦干实干精神令人敬佩。
“ 太行明星”高高升起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苦干实干十几年，终于引起上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关注。
陈永贵从50年代起，在昔阳一直是一位有名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1952年12月他参加了山西省劳动模范大会，1959年应邀进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但比起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还有郭玉恩、武侯梨，即使比起昔阳本县的张老太、王殿俊等老模范来，他的名声和影响都不算很大。
但是，陈永贵是一个上进心极强又富有实干精神的人。
几年前，昔阳县副县长王富元说过这样一个故事：1952年12月，就是陈永贵第一次当上山西省劳动模范，到太原开会时，当时陈永贵虽然已经37岁了，但仍是初出茅庐，在山西没什么名声，就是昔阳县的劳模里也排不上他。与他同来的张老太也不过是45岁，正是年富力强，却早已是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参加过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据说，毛泽东给他3个特制信封，遇到大事可随时给毛主席写信。张老太是这次大会主席团委员，享受着陈永贵所没有的特殊待遇。开幕前，一辆铮明闪亮的小轿车开到昔阳县代表驻地，专程来接主席团成员张老太。陈永贵正在门口与别人说话，见了小轿车就闭上了嘴，一言不发地看着张老太上了那辆小轿车，显出一脸的复杂的表情。他从没坐过小轿车，目送着小轿车扬尘远去，沉默良久，转过身来长叹一声，对站在旁边的当时的昔阳县委农工科科长王富元说：“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边的领导这么重视呀，往后我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王富元听了这话心里不禁一震，觉得眼前的这个庄稼汉抱负不凡，志向非常人所有。就是陈永贵的这几句话，使王富元记了40多年。
吴思把这个故事写进他的著作《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同时发了一通感慨：陈永贵的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刘邦和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时说的那几句流传千古的话。当年秦始皇车辚辚，马萧萧，场面恢宏，八面威风，刘邦和项羽挤在人群里观看。刘邦叹道：“大丈夫固当如是耶。”项羽说：“彼可取代之。”他们都被秦始皇的威仪打动了，之后都走上了发动反秦起义，争夺帝位的道路。2000多年后，太行山里的农民陈永贵，被一辆小轿车深深打动了……
凡是熟悉陈永贵的人都说此人心高志大，平时绝不贪图小利，在村里，他不贪不占，而且为公众的事往往还会吃些亏，所以人们拥护他。他干事有股狠劲、韧劲，不怕挫折困难，一派干大事的精神气。不知这件事对陈永贵37岁之后的人生道路有什么影响，不知当时他的那番感慨对他后来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有多大的激励，但是，后来大家都看见的事实证明：从1953年开始，陈永贵这位实干家，狠下心来，带领全村人民埋头苦干实干，一口气干了10多年，终于干出了让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都承认的突出成绩。当然，这两件事之间恐怕只是巧合，并无因果关系。
大寨、陈永贵真正干出成绩，是从1953年到1963年的这10来年。引起上级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在60年代初的那几年。引起中央、毛泽东关注的关键是1964年。
大寨引起中共山西省委的重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
1959年冬天，晋中地委书记贾俊到昔阳进行调研，看了大寨深受感动，晋中地委便决定把大寨树为全地区农村学习的先进典型。在全地区开展学大寨，学陈永贵的活动。同时还把大寨及陈永贵的先进典型材料上报中共山西省委，引起省委书记陶鲁笳的重视。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向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大寨、陈永贵成了全省学习的榜样。
这年6月，《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榜样》。同年年底该报又发出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太行山上的高产红旗——介绍昔阳县大寨大队逐年增产的经验》。
1963年3月13日—19日，山西省1962年度农业生产先进集体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陈永贵及井沟大队支部书记赵银全一同与会。在这次大会上，陈永贵生动、系统地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经验，特别是讲到大寨与邻近的井沟等大队互学互帮的情况，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大会上向全省每个农业先进单位提出要求，向大寨学习，不仅要把自己的社队管好，还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带好两个落后队。陶鲁笳说：“只要我们有千千万万个陈永贵式的党员干部和大寨党支部那样的战斗堡垒，我们的集体化制度就是打不烂，冲不垮的铜墙铁壁。”之后，在山西省委发动下，在山西农村普遍开展起“学大寨，一带二”活动。
大寨进一步引起山西省委重视是在1963年8月，大寨遭到严重洪涝灾害之后，在抗洪斗争中的突出表现。
山西省委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大寨抗洪的事迹，包括陈永贵的主动报告。
陈永贵一直非常注意宣传，有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后，便主动向上级领导报告。1963年大寨取得抗洪胜利后，陈永贵于当年秋天来到太原，找到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范是昔阳人，陈永贵通过范银怀这个昔阳老乡又找到了另外一位昔阳老乡——当时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的毛联珏。陈永贵向这位担任要职的老乡，详细地汇报了大寨抗洪救灾的情况，特别是坚持自力更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等方面的情况。毛联珏听了这些情况，非常高兴，说：“真是了不起！你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毛联珏把大寨的情况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鲁笳在抗战时期担任过中共昔东、昔西中心县委书记，对昔阳的山川人民怀有深切的情感，非常关心昔阳的发展。听了大寨情况的汇报，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大寨不愧为一株“社会主义的劲草”。他指示《山西日报》突出报道了大寨的抗灾事迹，并指示省委组织力量对大寨进行全面、系统地调研，深入总结大寨开展“三大斗争”（即当时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社会实验这“三项伟大斗争”）的经验，使大寨成为全省学习的一面旗帜。
1964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通过调研、总结，把大寨精神概括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第一次向全省提出“学大寨”的主要内容。一条红线即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五个要点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藐视困难、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
从此，山西省开展的学大寨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大寨的影响遍及三晋大地。1963—1965年间，山西各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县、社干部及社员达20万之众。
这时的大寨已成为山西省农村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有人说，这时的大寨是一颗正在升起的“太行山上的明星”。
［选载］《大寨寓言》（一）：苦地－苦人－新时代
u/559/archives/2008/1153.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二） 十年磨一剑：大寨的改土造地计划
u/559/archives/2008/1154.html
［选载］《大寨寓言》（三）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
u/559/archives/2008/1155.html
［选载］《大寨寓言》（四）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
u/559/archives/2008/1156.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五） 与“四清”运动抗衡（下）
u/559/archives/2008/115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