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陈永贵带领大寨人从1953年开始，苦干10年，完成改造虎头山“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十年造地计划”，1963年又战胜了罕见的特大山洪，并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大寨这个典型已经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山西全省产生广泛影响。但是，它要成为全国农村的学习榜样，还要全国人民、社会各界，尤其是要毛泽东主席进一步了解它。
走出太行山进了北京城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10多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非凡成就，通过媒体的宣传，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大寨的业绩，1963年开始突出地出现在中央级报刊上。这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这是大寨和陈永贵首次在中央党报上被突出报道。同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出《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记者宋沙荫、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好榜样》。1964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学大寨、赶大寨”专题节目连续播出。通过媒体广泛宣传，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声、影响在迅速扩大。陈永贵的脚步也很快走出太行山，来到北京城。
大寨及陈永贵的事迹引起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注意，中共山西省委做了很多工作，起到关键作用；另外，还有一些高级干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昔阳人李一清，便是其中之一。
李一清原籍昔阳城关。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回太行山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曾任过太行行署专员。60年代前期，他担任中南局候补书记。他老家距大寨不到10华里，从小就听说过大寨这个以穷闻名的小山村。
1964年12月，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1963年底，李一清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对他说，你们家乡昔阳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寨大队，并向他介绍了大寨在大灾之后不向国家要一分钱的事迹。李一清多年在外，却一直关心着家乡的情况。听说家乡出了这么一个先进典型，他非常高兴，决定回乡去看看这个大寨。散会之后，他来到太原，陶鲁笳又向他介绍了大寨和陈永贵的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并派省计委一位副主任陪李一清去访问大寨。
李一清来到大寨见到陈永贵，第一次接触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与陈永贵握了握手，陈永贵的手上满是硬硬的老茧。不用问，陈永贵是经常参加劳动的。陈永贵说，我是劳动模范。不劳动还算甚劳模？再说，管一个大队的生产，一天不干活心里就没底。李一清听了连声说好。
在虎头山上的石窝里，李一清又见到了开山采石的大寨老英雄贾进财。握起贾进财的手，他更激动了：老贾的双手手掌上满是铁皮似的老茧，手指都变了形。他问：“这手还能抡锤？”贾进财说：“还行。苦惯了，也不觉疼！”
陈永贵又引李一清进了狼窝掌沟。几个月前的那场大水毁了大寨满山梯田的地坝，可狼窝掌沟里那一道道又高又大的地坝却没一道被冲垮。陈永贵对他讲了“三战狼窝掌”的故事，说，这是下了3年功夫修起的拦沟石坝，这才治住了这条“狼”。今后还要全面治住“虎”。该干的事多着哩！陈永贵说的“狼”，指的是“狼窝掌”这条沟，而“虎”指的是整座虎头山。
参观了大寨，听了介绍，李一清非常激动。大寨这种改造山河的干劲和毅力，在大灾面前不低头的表现使他动情。像大寨这样的先进典型，在当今中国还是少见的。从大寨回到太原时，他说，老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次回到昔阳，见了大寨的乡亲，真的是让我感动得两眼泪汪汪了！”他说，“陈永贵、大寨了不起。大寨不是一个普通的先进村庄，陈永贵不是一般的农村干部。他做事、说话、看问题，有几分政治家的眼光。”
有人说，从此后，李一清成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义务宣传员”。他先后向李富春、薄一波、李雪峰、张劲夫等多位有关领导讲过大寨和陈永贵。张劲夫听了他的介绍，还专程来大寨作了一番考察。
关于李一清到北京后宣传大寨的情况，曾任山西省省委副秘书长、《山西日报》总编辑多年的吴象在《炎黄春秋》上著文说，李一清到北京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书面报告。邓小平、彭真等都看了这篇报告，对大寨事迹连声赞扬。总之，李一清的汇报及其他各种渠道上报的材料，使大寨的事迹逐渐在中央决策层传开，陈永贵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中南海的会议上。
这时，国家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宏扬奋发图强精神，重视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油田已被树立为工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年度水利工程会议，除了介绍、学习大庆经验外，部里很想找到一个本行业的先进典型来会上发言。山西省水利厅便向钱正英推荐了该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自力更生战胜特大山洪的先进事迹。钱正英听了情况汇报，同意请陈永贵来全国水利会议上介绍经验。
1月中旬，昔阳县委派出办公室干部李锦荣陪同陈永贵进京赴会。在会上，陈永贵向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代表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特大山洪的情况。这是他第一次走上全国性的讲台，不用讲稿，他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他讲得生动感人，尤其是讲到“自力更生十大好处”时，不仅立意新颖，而且富有说服力，博得满场好评。这个别开生面的农民讲演，立刻在北京产生强烈反响。
这时，北京市正在召开六级干部会，市委听说了这个情况，决定邀请陈永贵来会上作一次报告。农业部等部委也有此意。于是，1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机部、石油部等六单位联合主办了一次报告会，请一位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上讲台作报告。台下听众全是各部委和北京市的六级干部，共1万余人。这样的事，在北京还很少见。
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主持会议。陈永贵身穿黑棉衣，头扎白毛巾，说的是太行山里的昔阳方言，而所讲内容感动了所有的听众。报告取得了轰动效果。
陈永贵这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是使大寨、陈永贵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一次极为重要活动。
陈永贵是实干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总结，还有绝好的口才。文化不高，但语言表达能力极强。
他讲话主题鲜明、逻辑清楚，语言特别生动。他在个别向领导干部或领导机关作工作汇报，或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话中，都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
1963年抗洪胜利后，他应山西省委宣传部之邀，到太原人民大会堂去向省直机关干部作报告。这是他的演讲才能第一次大展示。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李琦主持报告会。陈永贵进了会场就问李琦：让我讲多长时间？李琦说，你放开讲，不限时间。你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
陈永贵听了这话，心中有了数，拿着几张写着蚕豆般大的字的纸就上了讲台。那是他的讲话“提纲”。是昔阳县委宣传部给他准备的。但他并没有按那提纲讲，而是用他特有的经过提炼，掺杂着许多时兴政治词汇的农民语言，讲大寨的真实故事和他的切身感受。他一口气讲了整整半天。往常这种大会，时间一长，秩序就乱。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甚至有人睡大觉，在会场上打起呼噜来。可陈永贵讲话时，台下全场听众没有人走神，更没人打瞌睡，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会场上不时爆发“暴风雨般”的掌声，还有会意的笑声，不时响起。会场里听众情绪饱满，会议秩序非常好，气氛更是十分热烈。讲完之后，他问李琦，这样讲行不行！李琦激动地连说，行，行！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
陈永贵的报告在太原引起轰动，各单位都要求他再讲。省委宣传部安排他又讲了4次，场场座无虚席。台上他侃侃而谈，台下掌声笑声不绝。山西省与太原市党政军各界领导大多都听了他的讲话。这些领导干部及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凡听者无不佩服陈永贵的演讲才能，更赞扬他所讲的大寨人创业的英雄史诗！长期深入农村以写农村题材作品见长的大作家赵树理，也听了陈永贵的报告。他说，陈永贵讲得真是生动极了。这是个人才啊！赵树理特别指出，他没引毛泽东一句话，但整篇讲话充满了毛泽东思想。他文化不高，没有什么理论，但讲话中充满了辩证法。
1964年1月19日，他的讲台移到了北京，进了人民大会堂。在这次万人大会上，陈永贵也有一个事先别人帮助写好的讲稿，但他并没有照本宣科。
万人大礼堂里，灯光明亮，大会堂上中下三层全坐满了人，而且大多数是各级领导干部。这位来自太行山的农民只觉得灯光耀眼，身上发热，往台下一望，只见黑压压一片全是人。他心里有几分紧张，讲起来有点放不开。但他毕竟已经是几经征战，见过世面了，很快便静下心来，适应了这阵式。情绪放松了，喉咙也就放开了。他从家乡的历史讲起，从互助合作时期创办“老少组”，讲到改造虎头山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苦干，“三战狼窝掌”，吃“冰碴饭”，等等。台下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在讲到战胜特大洪灾，大寨人坚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并总结出“自力更生大大好处”时，台下群情激奋，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此刻，陈永贵讲出了所有中国人心中的话！激荡起中国人心中战胜困难的豪情！
陈永贵的这次讲话轰动京城。报告会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多次转播报告录音。他讲话中的许多内容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中互相传播，那些充满乡土气息、又饱含时代精神的精彩语言，更是广为传诵，如“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好干部”，还有“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着党支部”等等，媒体争相引用，一时间，京城上下争说大寨，争说陈永贵！
报告会之后，陈永贵乘火车回昔阳（当时要在石太路上的阳泉站下火车转乘汽车才能到达昔阳）。在火车上被乘客认了出来，乘客们争着挤到他所在的车厢与他握手。列车上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由列车员带着陈永贵从这节车厢走向另节车厢，直到走遍整列火车的每个车厢。整列火车上的旅客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由此可见，陈永贵的那次讲演，大寨人的创业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曾产生了多么强烈、广泛的影响。感动了激励了多少中国人！
不过，报刊宣传也好，领导机关的表彰也罢，在这一期间，人们还是把大寨当成一个“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来看待的。《人民日报》1964年2月发表的赞扬大寨的社论，题目便是：《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1964年初，大寨的业绩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强烈的影响，陈永贵也从太行山走进北京城。他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引起广泛影响。从此，中直机关、国家机关，包括许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知道了大寨的业绩，知道了这位能干的农民带头人陈永贵。这为大寨成了全国农村的学习榜样，创造了条件。但是，大寨要真正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还有一个关键，这就是要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
那么，大寨是怎样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并引起他的重视的呢？
几年来，中共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对大寨经验、陈永贵的事迹的总结、表彰，“学大寨”在山西已形成全省性运动，这些活动省委都向中央作过报告；同时还有新闻传媒，包括中央报刊、广播的报道、宣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会给他留下影响。
但最早让毛泽东直接了解到大寨和陈永贵的，是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一次当面汇报。
陶鲁笳最早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
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大寨及陈永贵事迹的情况，媒体上已有不少文章披露。最早看到的是，当年陪同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的原山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阴发祥等人的回忆，但都比较简略。
陶鲁笳的这次汇报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过程中一件非常重要，具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所以，几年来我一直注意寻访有关人，想找到更多一点材料。
1998年12月，我到昔阳查找有关学大寨运动的资料，去看望在昔阳任过多年县委书记，当时已离休住在昔阳的张怀英。我们谈起陶鲁笳1964年见毛泽东主席，向他汇报大寨情况的事。张怀英对我讲了如下情况：
1990年4月，张怀英在北京见到山西省委老书记陶鲁笳。当年是他亲自把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报告给毛主席的。但30多年来，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有些说法相互矛盾。张怀英请他谈谈当年向毛泽东汇报时的情况。
陶鲁笳说，那是1964年3月28日、29日，他带着省里的有关同志赶到邯郸，在列车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其中重点讲了大寨方方面面的情况。汇报之后回到省里向省委常委们传达了有关情况，包括省委的汇报和毛主席听了汇报后的指示等方面的内容。当时省委有正式记录。时过30多年，只靠个人记忆可能有误。省档案馆保存有那次省委常委会议记录材料，你们可以去查看。
张怀英委托山西省党史资料编委会主任李格代查这份重要历史资料。不久，李格将查到的那次省委常委会议记录抄件寄给了张怀英。
张怀英让我抄录了那份重要的记录材料。之后我又看到陶鲁笳的回忆录《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版）一书，书中有一章《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其中关于1964年3月28日、29日在邯郸列车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大寨的情况和毛泽东的谈话，与省委常委会的那份记录稿基本相同。现将张怀英抄来的山西省常委会的这份记录稿的主要内容摘抄如下：
1964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召集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和陶鲁笳等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自然地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并将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详细向主席作了汇报：
“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有些人（那时说成是地主富农分子）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下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10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的。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烦琐；有差别，不悬殊’。”
对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毛泽东很有兴趣，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这时毛泽东还讲了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几十万人过平均生活，不讲物质刺激，而靠革命精神激励而干得很好的那段广为传播的话。
陶鲁笳又汇报了大寨党支部有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来斤。”
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人1963年抗击特大山洪的突出事迹。他说：“1963年八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甚至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可以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山坡，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8个大字，这8个大字体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3个字给毛泽东主席看，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作家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他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泽东听到这里，感慨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作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接着又说：“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说完这些之后，毛泽东又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我没有看。随即，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那天的《人民日报》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
通过这次汇报，毛泽东知道了大寨，知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从毛主席的问话来看，他过去并不太知道大寨和陈永贵其人，起码很不熟悉。
从这些材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被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打动了，特别对几个问题表示出较大的兴趣：
一、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离开邯郸继续南行，每到一地就要给当地干部讲大寨，讲陈永贵，讲的重点是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成绩。之后不久，1964年5月10日到11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时，在插话中指出，搞农业要靠大寨，要自力更生。同年6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二、大寨的劳动评工记分办法。他听了汇报当场就表态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三、“穷山沟里出好文章”，从他的问话和之后谈古论今所发的感慨，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很重视陈永贵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才干。
廖鲁言的调查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大寨
3月初，毛泽东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初步了解了大寨及陈永贵，便有意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学习榜样。从当时各种情况来判断，毛泽东回京后，向其他中央领导讲了大寨及陈永贵的情况，并初步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但这样大的事情，在正式决定之前，必然要从各种渠道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很快，周恩来便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领一个调查组，到大寨去做实地考查。
廖鲁言任调查组组长。此外，国务院农办农牧组组长郑重、公社组张丽云、农科院副所长许运天等也参加调查。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李鹏飞，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也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
廖鲁言率调查小组于4月21日到达山西昔阳县大寨村。
调查组进大寨村后，与大寨人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工作做得深入实在。调查组白天参加劳动，或找专区、县里干部、公社驻队干部座谈，研究材料，或者到附近社队调查。晚饭后才能跟大寨的干部社员谈话，但每天谈话不可超过两个半小时。这样来能保证大寨干部群众的正常生产活动。在20天里，他们先看了山西省、昔阳县及大寨村提供的大量文字资料，再与大寨的干部逐一深谈，还单独约谈或开小会座谈，听了社员群众的意见，跑遍虎头山的七沟八梁，察看了大寨的治沟治坡造地工程，还实测了“大寨田”的土壤。对历年来生产发展、分配的账目作了分析检查，核实了生产发展的统计数字。还了解了村党支部建设，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对大寨评工记分办法、粮食产量及分粮办法、接受国家、兄弟单位支援等问题，作了专题调查。
调查组除了在大寨进行深入调查外，还向昔阳县有关部门，周围社队的干部群众进行调查，核实有关问题。
调查组进行了20多天的深入细致调查，认为大寨这个先进典型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十几年的发展，成绩突出，山西省有关总结和汇报材料可靠，没有夸大或虚假。
5月12日结束调查。调查组离村前，在大寨召集一次党、团员、贫协委员和大队干部50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陈永贵主持会议，廖鲁言在会上讲了话。他向大寨人说，调查组来了20多天，做了3件事：一是学习你们；二是看你们的好经验，摸摸你们的具体情况；三是研究大寨红旗如何举得更高。
经过实地调查廖鲁言对大寨这个先进典型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大寨人创造的经验非常宝贵。根据昔阳县档案馆保存的原始记录，当时调查组把“大寨经验”归纳为6个方面：
一是大寨的革命精神；
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求实态度相结合；
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
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政治思想工作；
六是共产主义风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廖鲁言在大寨积极分子会议上，还突出地赞扬了老英雄贾进财。他说，你们大寨有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这是贾进财发现的，让贤让给陈永贵的。这种事不容易做到。如果说现在大寨有了成绩，搞得好，第一功该归贾进财。
在这次讲话中，廖鲁言还强调向大家指出：“现在大寨有名了。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大家都学，全国都学。大寨红旗打出去了，要保持红下去，这一条很重要。”
廖鲁言还告诫大寨人，要团结带领兄弟社队，他说：“一支花红不算红，万紫千红才是春嘛！”
廖鲁言还在大寨村召开中央农口有关部门、山西省晋中专区、昔阳县及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干部开座谈会，对这次调查进行总结。
廖鲁言说：“来大寨调查20多天了，看了许多东西，回去要向主席、总理汇报。现在把准备回去说的先给大家说说，看对不对。”
廖鲁言的总结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
一、大寨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具体措施和经验；
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
三、关于大寨的劳动管理，评工记分办法；
四、怎样把大寨红旗举得更高。
廖鲁言说：“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工业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定的，是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对全国有普遍意义。这旗帜垮下来可不行！”
廖鲁言还说：“总理很重视劳模，最近也很重视大寨，叫我们好好调查一下，就是想让大家学你们。”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廖鲁言来大寨调查之前、中央已经讨论过树大寨红旗，并有了初步决定。调查组是有明确任务而来，“好好调查”，核实情况的。
廖鲁言在这次座谈中也告诫各级干部：“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这根本不可能。这样会把大寨搞垮。周总理是非常关心大寨的，在大寨问题上和我谈了很多，不要搞垮了。不要把自力更生的牌子搞坏了。”
据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曾对我说过，廖鲁言在调查结束时也讲到大寨的若干不足，如山上树很少，山区应当发展林业。对大寨评工记分办法也存有一定的疑虑。但现存的档案材料里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廖鲁言率调查组回到北京后，写出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5月下旬，这份调查报告呈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
最后上报的调查报告有8个方面的内容：
一、党的政策在大寨开了花，人民公社棒打不散；
二、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大寨田”建设；
三、加工改造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
四、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行“八字宪法”；
五、自力更生、苦干实干；
六、大寨干部、大寨人、大寨田；
七、大寨大队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
八、保证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
这份调查报告肯定和赞扬了大寨改土造田，建稳产高产“大寨田”的经验。调查报告说，大寨大队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除此之外，廖鲁言的调查报告中还突出报告了大寨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报告一开头就写了这样的内容：“大寨于1946年解放，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步步高。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增产的幅度最大。”
“调查报告”写道：“1952年底，开始办合作社，同时开始了土地的加工改造，修梯田，闸山沟，改良土壤，等等。1957年，粮食亩产达到349斤，总产量达到27.3万斤。1953年到1957年，合作化的5年时间，粮食亩产量增加112斤，总产量增加8万斤。”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1958年的粮食亩产量达到543斤，总产量达到41.7万斤；分别比1957年增加196斤和14.4万斤。一年增长这么多，真是大跃进！到1962年，亩产达到774斤，总产量达到551万斤。人民公社化的5年时间，亩产量增加425斤，总产量增加27.8万斤，都超一倍。”
报告还赞扬了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不靠外援的精神。还花了不少篇幅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调查报告说，在1954年初级社时期，大寨曾经用了7000元贷款买耕畜，1955年就全部还清了。除此以外，大寨没有向国家要过一文贷款和投资。大寨的稳产高产田完全是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1963年遭到那样大的水灾，耕地冲毁了180亩，窑洞和房屋倒塌80%，他们也没有要国家的救济粮、款和物资，自力更生，苦干一冬春，恢复了耕地130多亩，重建了家园（修石窑20眼，砖瓦房40间）。
大寨建设稳产高产农田需要的石头、土，当地有，用的劳动力也是自己本大队的。打石头的石匠，打铁锹的铁匠，都是本大队的。需要向外采购的，只是打铁锹用的锋钢和炸石头用的炸药，一年不过花百十块钱，是大队自己出的。除此以外，再不需要现金投资了。自力更生进行建设，这是基本的方面。
廖鲁言的调查也明确指出，大寨大队得到国家和兄弟社队不少物质支援的事实。大寨附近有小煤窑，拉煤近，价钱便宜，很好地解决了社员炊用取暖燃料，这是大寨每年能有40万斤玉米秆沤肥还田的前提条件。
全大队一年交售20多万斤公购粮，一户合3000斤，主要是县粮食部门用汽车运走的，这就给大寨腾出了劳动力，从事农田基本建设。国家一年供应给大寨10吨氮肥和近20吨磷肥。大寨有脱粒机、铡草机、磨粉机和锅驼机、电动机等14台，大部分是自己购买的，一部分是国家奖励的。今年2月，输电线路又架通到大寨，又可从粮米加工、脱粒等方面，节约出一批劳动力，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粮食部门一年拨出2万斤粮食，委托大寨加工制粉条，这也有利于大寨发展养猪，增加肥料。大寨大队，还通过等价交换、互相支援、从兄弟社队得到了耕畜（这是几年前的事）、树种、树苗、盖房子的木料和圈窑洞的石工等等援助。
这些支援，对于大寨大队建设“大寨田”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大寨接受上级和外面的援助极为有限，而且从不主动要求外援，更不依靠外力。在陈永贵的思想上，发展生产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靠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自力更生。
“调查报告”列举了大量材料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大寨，“人民公社名声好得很，棒打不散。”
周恩来拉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帷幕
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发出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这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帷幕已经正式拉开。
1965年5月，周恩来、李先念在大寨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向全国人民介绍了大寨。他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利用‘八字宪法’，高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农田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还对“大寨经验”作了系统、全面的概括，他明确提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这三点，在整个“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三条被称为“大寨的基本经验”，即是各地学大寨应当普遍学习的“一个原则、一种精神、一种风格”。当“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左”的轨道之后，陈永贵等主张“学大寨不走样”，“原原本本地学习大寨一整套做法”，即推行“大概工”，搞“穷过渡”，收自留地等等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遭到各地的抵制。各地抵制大寨错误做法的有力武器之一，便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这三条“基本经验”，其他的都被称为大寨的“具体经验”。国务院领导一再强调“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地主要学大寨的“基本经验”，而对大寨的“具体经验”，各地应当从实际出发，不必死搬硬套。推广“基本经验”，还是推广“具体经验”也一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个斗争和争论的焦点。
周恩来的报告，拉开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帷幕。大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学习的红旗，陈永贵的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陈永贵受到毛泽东的宴请
1964年12月，是陈永贵永远难忘的一段时间。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学习榜样，他本人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就在这次人代会期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陈永贵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参加了伟大领袖的小型生日宴会。这是陈永贵的又一大殊荣。
毛泽东平时是不庆祝自己的生日的。这一年他71岁。12月26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安排了3桌酒席，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京的地方领导人，还有几位工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便是其中之一。宴会开始时，毛泽东讲了几句话。他说：今天既不是过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嘛，也谈谈话嘛！
毛泽东亲自安排，让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苏北一回乡青年先进代表）与自己坐在一桌。这一桌上还有罗瑞卿和陶铸夫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另外的桌上。
关于这次毛泽东的生日宴，已有不少人写过回忆文章，媒体上也有不少报道。但我以为都没有陈永贵自己讲的生动。
受毛泽东之请，与毛泽东共进晚餐，对陈永贵来说是极高的荣誉。他回到大寨后兴高采烈地向乡亲们讲了这件大喜事。我在昔阳档案馆里，看到陈永贵当时的讲话记录稿。时过几十年，陈永贵的兴奋、喜悦之情仍然活生生的如在眼前。我摘其一段，只把其中明显的错字改正，重复之处删去，转录于后：
我最感动的是见着了毛主席，毛主席的身体很好，非常强壮。不光在开会期间见着了几次，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主席还请我吃了一顿饭。请来吃饭的农村的有江苏的董加耕，河北邢燕子，两个青年和我一个老头。二十六日下午到会场时，掌握会场的同志对我说：“今天下午散了会你不要走，到江苏厅等候。”我说：“什么事？”他说：“散了会主席叫你吃饭哩。”我一听高兴的不行了，那天下午只感到开会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散了。那半天比一天也不短。散会后，我就赶快往江苏厅走，只听后边有人叫我：“永贵！”我以为是咱山西代表在叫我，返过来一看，是周总理在后边叫我哩。总理拉上我就到了另一个地方坐下，我坐在中间，总理在一边，另一边是朱总司令。我们三个人谈了半个小时，总理对咱们农村及大寨的工作是十分关心的。从土地到牲畜，从农林副业到粮食生产，还问村里几户地主富农啊？后来总理说：“去吧，主席快来啦。”
我们又相跟上到了刘主席那里，光刘主席在，进去握了握手，说了几句话，他一直在看文件，没有再抬头。（后来在“文革”中，另外一个场合，陈永贵谈到此事添油加醋地说，我那时根本没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到刘少奇那儿他头都不抬，而到了毛主席那儿就非常亲热。他以此为例“大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大寨”，“砍大寨红旗”。）
后来我跟着周总理他们去了饭厅，这时主席也刚进了门，我就上前去跟主席握手。我抱住他的手不想丢开了，可是旁边还有一位老同志，是科学家钱学森也伸出手来了，他伸手等着，咱不能不丢呀。后来我丢开主席的手，他上去握手，我在一边看主席笑，这时有人来照相，就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那个像。
后来主席让大家坐下，我们都坐下来。原来我跟主席对面坐着，后来主席向我招手：让我过去挨上他坐，那我就更愿意啦。我挨主席跟前，主席说：“今天也不是请客，也不是做寿，也算是三同，大家同吃一顿饭。”主席还说：“今天不能光吃，大家随便说说。”
主席先说了现在有些人作下成绩就翘起尾巴来啦。他说：“作一点也不要翘，作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这几句话我是听懂了，主席的这句话我是牢牢记住了，决心永不骄傲自满，活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绝不能忘了主席的这个教导。
我高兴地看着主席，没大注意听主席的话，主席有些湖南口音的话我也不大懂。主席挨住我，我两眼紧紧地看着主席。主席对我说：“你是农业专家。”我没听懂，这句话我确实没听懂，光点头说：“啊！啊！啊！是！是！是！”大伙都笑了，我才发觉了。
他对下边一个老同志说，他是专家，原子弹上了天。可那个同志直说：“可不敢，可不敢，我可不是。”周总理在一旁笑着对我说：“刚才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呢。”我这才知道自己刚才说的不对，忙说：“我不是专家，可不行哩。”
主席又问我：“你今年几岁？”我听懂了，我说：“五十一岁”。主席说：“五十而知天命哟。”我说：“可不行，可不行。”
主席又问大寨贾进财的情况，彭真同志说：“今天下午，永贵同志讲的很好，说到了贾进财。”主席说：“他是让贤”，还说，“让贤之事古代有，但不多。有贾进财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说得大家都笑了。
以后主席又说：“不要光说了，咱还要吃呢。快吃，快吃。”他让我吃这吃那，满满那么一桌，我看也没看清，一心光看主席呢，我想吃饭在家一日三顿都要吃，还能坐在主席身边只吃饭吗？今天可不能误了看主席这个机会，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呢？心里不打算吃饭，怕吃饭误了看主席哩。嘴上光喊吃，两眼光看主席。主席让我抽烟，我好抽烟，抽烟误不了看主席。我抽主席的烟，也吃了点饭。连说带吃、带笑、带看，一顿饭吃了一个半小时。
主席跟其他领导谈了工作，也给了我们不少指示。虽说吃饭时间挺长，我们还是觉着时间短了。坐十个小时也愿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彭真同志说：“今天黑夜咱还有事呢。”主席说：“那咱们该散了。”
我们和主席握了手，送主席走了，出来到大会堂门口就有车。邢燕子说：“老陈，你年岁大了，你作了不少 成绩，主席叫你吃饭，是应当的；可我们都是初出校门的学生，什么也没有作下，主席这样关心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也说得不对，不是成绩大了主席就叫哩，成绩不大就不叫！主席说过：‘江山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不看，我一个老的，你们两个青年，主席目的主要是给革命接班人树立一个旗帜和榜样，只要今后做出成绩来，给全国的革命接班人树立一个旗帜，树立一个榜样，就达到了主席请我们吃饭的目的啦。”她说：“啊，就是。”我们说说笑笑回到旅馆。
参加了毛泽东的生日聚会，与毛泽东共进晚宴，这是一种极高规格的礼遇。这也表明大寨、陈永贵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出自何处？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从1964年开始，这些早成定论。“文化大革命”暴发之后，报刊媒体上每有“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字出现时，都排黑体字加上引号，称“最高指示”，即毛泽东语录。从那时开始，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直沿用10多年。所以，对毛泽东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说法，似乎也早成定论，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条沿用多年、传遍全国上下、人人尽知的“毛泽东语录”，却在所有的档案资料里都查找不到直接的出处。
当年我曾参加过这一查找过程。
1964年我被新华社派到大寨、昔阳“蹲点”调研一年。先驻在大寨，但大寨是全国最为封闭的山村，根本“蹲”不进去。3个月之后便转向昔阳县。恰在这时，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给我们下达了新的要求：立即着手准备搞“农业学大寨”十周年的报道。当时全国上下都说毛主席于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今年（1974年）正是十周年了。
大寨“铁姑娘”挑水抗旱
接受了这一任务，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1964年何月何日，在什么场合发出来的？
对我们的询问，总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的领导说，在北京查找不到具体日期和出处，要我们在昔阳、大寨和山西省细细询查。
毛主席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这种说法多年来一直这样沿用，已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不仅有报纸、文件上的黑体字加引号的语录，而且还有毛泽东书写的这一口号的手迹到处可见。可一细查起来，却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证据。在昔阳我找了几乎所有应当找的人，细细地翻阅了有关档案，查了一切能查到的资料，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出处，没有一件材料可以作为权威证明。
昔阳现有的材料中，最早出现“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是1967年2月昔阳夺权后县革命委员会出版的油印小报《大寨烈火》上。这份油印小报上刊载了当时陈永贵的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毛主席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但具体日期、场合都没有交代。一次我当面问了陈永贵，他说当时上上下下都是这么说，自己跟上说的，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
另有几份材料说了具体日期，却相互矛盾：郭凤莲1973年10月18日在一次讲话中说，毛主席1964年1月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昔阳县委副书记王贵科一次讲话中说，1964年12月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我们询问了这两位当事人，他们都说不记得当时是根据什么说的了。
之后，我又跑一趟太原，到山西省委、《山西时报》等多个单位查询，结果还是空手而归。
在我到处查找的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也在查，中共昔阳县委、大寨党支部还通过陈永贵，在北京向中央有关方面查询。后来听说，中办等单位正式回复：经过认真查找，档案中未查出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可靠出处，更没见到毛主席这5个字的手迹。
连续一两个月的查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所以，新华社纪念“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周年的长篇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昔阳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8月30日播出。报道只好笼统地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已经10年了。”但到什么时候，何月何日是整整十周年？为什么8月来发这篇报道？稿子均无法做出交代。
接着，大寨所在的晋中地区，中共晋中地委纪念“农业学大寨”指示发表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于9月举行。对于毛泽东主席发表这一号召的具体时间，不论是晋中地委领导和参加活动的代表们的发言，还是会议文件及会议的报道，都是含糊其辞，笼统地说：“毛主席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
在查找过程中，有些在60年代在国家或山西省农业领导部门工作的老同志，向我们提出建议，不妨改变一下查找的思路，扩大查找范围。有人说，据自己的记忆，毛泽东最早说的不是“农业学大寨”，而是“农业靠大寨”，“靠大寨精神”。有的同志还拿出书面材料来加以证明。毛泽东最早讲到大寨是1964年5月10日、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耕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农田，要点面结合。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1964年内，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讲过大寨，但都是讲“农业靠大寨”或“靠大寨精神”。这一年年底，12月7日，毛泽东在批准国家计委拟定的长期计划程序时又一次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工业靠大庆精神”。
1965年11月1日《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在北京举行。展厅大门前有一醒目的大字横匾，写的是“农业靠大寨”。为此次展览开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也是《农业靠大寨精神》。展览会后，利用展览材料编印的《各地有大寨》一书（1966年2月农业出版社版），中央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农业靠大寨，这是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得出来的宝贵经验。”
1966年4月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编印的《按毛泽东思想办人民公社》一书，在前言中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农业靠大寨，靠党的政策，靠5亿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学大寨”这5个字的“语录”在1964年、1965年这两年间均未出现过。用黑体字排出来当成毛泽东语录，最早于1966年8月出现。这年8月1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4年来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主要是：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从此之后，“农业学大寨”便作为“最高指示”广泛引用。
但是，严格地说，这次中央全会公报并没有讲明毛泽东在何时何地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只是笼统地说是“近4年来提出的”几项决策中的一项。所以，查到最后，还是没有真正查到“农业学大寨”这段语录的出处。
至于使用许多地方的毛泽东手书“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字，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资料处研究人员肖克之的文章《农业学大寨的由来》（《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二期）说，毛泽东这5个字的手迹最先出现在1970年1月我国在阿尔巴尼亚举办的“中国建设经济成就展览”上。该展会大厅中展出毛泽东3幅手书条幅，其中之一就是“农业学大寨”。但是，这幅毛泽东的手书是他亲手写的，还是办展览的人集字拼出来的，肖克之没有说明。
经这样一番考据，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毛泽东“农业学大寨”这一语录确实不是出自1964年。但是，我以为，说“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正式发表出来，时间要晚一两年，但作为中央的决策，即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学习榜样，号召全国农村学习大寨经验，则在1964年就已经确定了。
这样说有几个根据：
一、1964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停在邯郸的火车专列上，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里，知道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表示了极大兴趣，给了热情赞扬；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农业靠大寨，自力更生，他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二、1964年5月，农业部廖鲁言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之命率调查组到大寨作了为时21天的全面深入调查，最后向中央、国务院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在调查结束时，廖鲁言在给大寨的干部们的谈话中，就明确讲到了“怎样把大寨红旗举的更好”的问题。请注意，他讲的是“大寨红旗”。这个提法是很不寻常的。他接着讲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这些话绝不是他敢自作主张，随意说的。显然，“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树大寨”，是中央的意图。这也为后来形势的发展所证实。
三、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我们所有机关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可以说这是中央政府正式发出农业要学习大寨精神的号召了。史家都把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的起点。
有了上述事实作依据，可以说，党中央于1964年已经确定在全国农村推广大寨的经验了。
1964年，对大寨，对陈永贵都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十年奋斗、十年创业，十年生聚，成就了大寨，也成就了陈永贵！大寨精神和大寨的成就鼓舞、振奋了全国人民，最终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亲手把大寨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兴起。
这对大寨人和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天赐的可逢而不可求的历史性特大机遇。他带领大寨人创造的“大寨精神”及“大寨经验”，若能通过这场运动，结合各地实际，在更多的有条件的地方普及、推广开来，起码可以为北方广大干旱、半干旱土石山区的农业发展树立榜样，提供经验，给亿万求温饱而难得的农民造就福祉。若如此，大寨和陈永贵于国家于民族功莫大焉。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场运动生不逢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日，正是“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动之时，这就注定它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左”的轨道，造成悲剧。
陈永贵是太行山里一个小山村的农民。但他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既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特点，又有普通农民无法企及的智慧和才干；他能吃苦、性格倔强，事事不甘人后，又热心公众事务，为人处事不怕“吃亏”，有吸引乡亲们跟上他走的魅力；他没上过学，但善于学习，实干而不保守，有理解、接受新事物的敏感。他是中国农民中的佼佼者。乡亲们佩服他，说他是一个有胆量敢干、有本领能干“大事”的“能人”。应当说，古往今来，农民中这种出众的能人并不少见。但除了极个别之外，多是默默无闻终生，一个个都被历史的尘埃无情地埋没了。陈永贵能够在太行山里成就一番事业，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应当说他是幸运的。是时势造就了他这位农民英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英雄模范辈出，受到毛泽东主席赞扬的也为数不少。但没有谁能像陈永贵这样受到重视、信任。他大权在握，号令全国农民、轰轰烈烈地领导、推动着一场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陈永贵有着他特有的智慧、才干和办大事的雄心壮志。
陈永贵是个实干家。他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进行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改变了大寨的旧山河，改变了大寨人的命运，也创造出不甘命运摆布，靠自己的双手和科学技术改变生产条件，发展生产的“大寨经验”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涵的“大寨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但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也使他经受了一些极为特殊的考验，使他成了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他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一个特殊的人物。特殊的世势为他搭就了一个大舞台，使他有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才干智慧得以施展，弱点和局限也表露无遗，他的人生70余年，大起大落，浓墨重彩，不同凡响。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陈永贵这个人及他诸多言行才分外引人注目，引来八方评说，褒贬不一，议论纷纭。所以有人说，如果陈永贵不走上最高领导层，仍然是大寨党支部书记，一个劳模，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永贵也是“左”的错误的一个受害者。
这一切都是历史。在当时，大寨、陈永贵都没有力量摆脱那股政治潮流，“农业学大寨”运动刚刚开展就出现了许多不祥之兆。
1965年5月中共昔阳县委发表《昔阳学大寨运动的转折点》一文，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左”转的一个先兆。此文认为，“四清”运动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转折点”。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也就解决了学不学大寨的思想问题。过去“对大寨生产建设中的成果看得清，而对大寨生产建设面貌起了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总结不够。”因而“对大寨革命精神宣传不够，没有抓住学大寨的要领。”文章的结论是：学不学大寨“确是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要不要总路线，要不要政治挂帅，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而绝非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
1965年7月，中共昔阳县委又发表了《学大寨是一场思想大革命》的文章，说“大寨精神是革命精神”，学大寨必须坚持“两条道路斗争”。并说，“大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纲，是深入广泛地开展学大寨的纲。”
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山西日报》农村部编写的《怎样才能把大寨经验学到手》小册子说，“就学大寨的全部经验来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他具体经验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当时，这些言论在全国上下的舆论中虽未形成主流，但是，这却是一个不祥之兆。“农业学大寨”运动从一开始，就向“左”的潮流靠拢了。三、“生产是能手，革命是闯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初期的陈永贵1964年，对于大寨和陈永贵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大寨发展道路上的、陈永贵人生道路上一个极为重要转折点。从这时开始，大寨逐步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向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典型”转化；陈永贵则从抓生产建设转向政治斗争，从“生产能手”逐步变成“阶级斗争的闯将”。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时，正是“左”的指导思想走向极端，“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动的时刻。“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日，也正是“大寨经验”开始向“政治典型”演变之时。这不能不说是大寨的悲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要大寨和陈永贵挣脱“左”的路线影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没有这样的力量。对此，我们应当同情，理解，不要苛求、责怪。
但是，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自身也有其严重的弱点，在成名之后，他不甘寂寞，极为自信地，积极、主动地投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斗争大潮。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农民出身的劳动模范，对当时开展的一些运动，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思想认识上很不理解，因而行动上也就跟不上。他们中不少人宁愿被运动大潮淘汰，而没有昧着良心硬跟上去“趁风扬尘”，“就水和泥”。所以，“文革”一起，一大批劳模桂冠纷纷落地，不少人被当作“走资派”被揪斗。而陈永贵，对“左”的一套，思想上似乎没有一点“不理解”，而且常有“创造性”的发挥，常有惊世骇俗的极端化话语传出；行动上没有任何迟疑，而是坚决地投入，不断弄出“新套套”。所以，有人说，在“文革”风浪中，他是一个“弄潮儿”，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运动，和令人惊心动魄的险恶斗争形势，陈永贵“如鱼得水”，应付裕如，“扑腾”得很欢。他的政治斗争才干找到一个舞台，得以发挥，同时，他思想深处农民的或者说小生产者的种种局限和个人思想意识和品格上的种种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
［选载］《大寨寓言》（一）：苦地－苦人－新时代
u/559/archives/2008/1153.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二） 十年磨一剑：大寨的改土造地计划
u/559/archives/2008/1154.html
［选载］《大寨寓言》（三）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
u/559/archives/2008/1155.html
［选载］《大寨寓言》（四）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
u/559/archives/2008/1156.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五） 与“四清”运动抗衡（下）
u/559/archives/2008/115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