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大寨成名之时，正逢“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红红火火地展开。陈永贵“政治斗争”的才华首先在“四清”运动中得到展现。

　　陈永贵在治山工地上拉车“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动、领导的在农村开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群众运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河北省保定地委在农村开展“四清”，主要是清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农民群众意见最多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等4个方面的问题，称“小四清”。这些清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管理混乱和干部作风问题，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社员比较满意。同一时期，湖南省委也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肯定了保定地委进行“四清”和湖南省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以清理账目财务、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将各地的这些经验概括为一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以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来解决农村存在的问题。

　　1963年3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在“四清”中，对干部要“洗温水澡”，不洗不行，水太烫了也不行；还就农村形势的估计提出，过去站着看不见地上有蚂蚁，蹲下去也不要看地上净是蚂蚁。从此“四清”试点在全国各地农村展开。各地开始集训干部，选择若干社队进行“四清”和社教试点。

　　1963年5月10日，中央批转东北局和河南省委的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方针是“正面教育，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以“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对运动布置，提出“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

　　从上述毛泽东主席对农村形势的分析，中央对“四清”方针的指示来看，运动初期，开展阶级斗争已是中心任务，但对形势的估计还不像后来那样严重。

　　“四清”开展后，中央还十分重视农村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1963年5月23日，中央批转了《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成社会风尚》的调查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这是“关系到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的一件大事。

　　经过试点和一系列工作，“四清”运动便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后来，“四清”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理内容也从上述4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与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里开展了“五反”运动，后来城市也改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四清”成了在全国城乡同时进行的群众运动，主要目的是通过“四清”，对城乡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后来这场运动主要在农村开展。

　　在“四清”运动发展过程中，从1963年5月到1965年1月，党中央发布了若干重要文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3个，人们习惯简称之为“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
“四清”中第一个重要文件是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是1963年5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集的中央局书记会议，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后拟定出来的。因为内容共计10条，开始简称“四清十条”。4个月后，中央又制定了一个文件，也是10条。为了区别，通称杭州会议制订的10条为“前十条”。

　　农村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这次杭州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主席将《浙江省七个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他在批语中号召，“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同时指出，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还提出有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论断。

　　开展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避免反革命复辟已成了这次“四清”运动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些指示，这次会议制定的“前十条”强调指出：“在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当前的这场运动“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

　　“前十条”还严肃地指出：“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各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前十条”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这样。”要求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建设贫下中农组织（1964年正式定名为贫下中农协会）。

　　杭州会议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期分批在全国展开。中央和各大区、省、市领导干部纷纷下到农村蹲点，各级机关都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农村参加“四清”即“社教”工作。

　　时过4个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这个文件的内容也是10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是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研究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为解决各地提出的具体政策问题，制定的一份文件。在“后十条”里，党中央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这次运动应当抓住一个要点，即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5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一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后十条”还突出强调，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建立好农村贫下中农组织，而且规定“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入，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

　　　“访贫向苦，扎根串连”，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的做法，显然与对农村形势估计失当，问题性质判断失准有关。1964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对全国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全国基层有1/3领导权不在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农村和城市的社教要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

　　这样的判断与几个月前的杭州会议时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杭州会议虽然对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形势的认识过于严峻，防止反革命复辟被突出出来，但处理干群矛盾的基调还是既依靠群众，也依靠干部。现在说有这么多地方领导权不在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在这些地方，运动自然就不能再依靠当地干部了。以这样不切实际的估量、判断作依据，运动中必然会扩大打击面，出现更大更多的偏差。后来各地的运动中都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在“四清”中搞秘密扎根串连，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的做法，被当成先进经验，1964年9月1日，中央发出了《批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中央所批的这个“总结”就是有名的“桃园经验”。中央的“批示”指出，“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唯一依靠”、“都是带有普遍性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桃园经验”的实质是把依靠群众与依靠干部完全对立起来，把广大基层干部当成了运动打击对象。

　　1964年10月24日，中央批转天津市委转发的陈伯达主持写出的《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级领导人的支持。”并说，“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形式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中央要求各地，“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

　　1964年11月12日，中央批转了湖南省委的报告，规定“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或“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的地方，都可以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

　　1964年12月3日，中央批准湖北省委把“四清”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提法。这也是进一步表明，“四清”已由解决经济问题为主，转向政治问题，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

　　这样一步步发展下来，四清运动便出现了许多问题，基层干部被打击的面过大，有些地方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基层干部绝大多数受到严重冲击，各地都出现基层干部自杀等问题。

　　1964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纠正1964年下半年以来社教运动中工作队代替党组织，打击面过宽等偏差，要求“一分为二”看基层干部，实行群众组织、干部、工作队三结合领导运动。

　　1965年1月14日党中央又发布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共23条，故简称社教“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提出纠正运动的一些偏差，但未改变阶级斗争严重及基层相当部分领导权被篡夺的估计，重申这次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四清”运动一直进行到文化大革命暴发。1966年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肯定“四清”运动，提出要保卫四清成果，并要求把“四清”纳入“文革”中去。但当时各级党政机关在造反派的冲击下，不少陷入瘫痪半瘫痪境地，无力组织领导这场“四清”运动。城市里下来的工作队也纷纷回城，有的被本单位造反派“揪回”。“四清”虽未宣布结束，却完全停顿下来，最后不了了之。

　　从以上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清”运动是“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一次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昔阳县的“四清”是1964年秋后开始，直到1965年春夏间结束。

　　根据中共中央“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很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指示，1964年中共晋中地委确定第一批先在昔阳、祁县两个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晋中2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带上本县县级机关的大批干部和全部公社书记“一分为二”，一半到昔阳，一半到祁县，开展“四清”大会战。文化部也派出300多名干部，山西省的省级机关也派出600多名干部。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几百名干部也来到昔阳。同时还从昔阳等地农村选抽了一大批回乡知识青年参加了“四清”大会战。这样一来，在昔阳县搞“四清”的工作队员达到4000多人。一时间造成大军压境之势。昔阳一共20个公社，410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平均有10个以上工作队员。

　　当时，“四清”工作队的干部在“左”的方针指导下，不少人都怕犯右倾“错误”，在工作中宁“左”勿右，大搞逼供信。特别是河北省抚宁县挑园大队、天津南郊区小站“四清”的经验出来以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夸大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好像农村干部中好人不多，“遍地都是蚂蚁”，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从而造成了对大批基层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四清”给昔阳农村造成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全县有大批干部被批斗，40多名基层干部被逼自杀。全县400多个大队中，唯一顶住了“四清”运动的高压，坚持下来的只有大寨一个大队。

　　派到大寨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队长是晋中地委的组织部副部长张子义，党支部书记是晋中行署文化局长刘德怀。刘是位作家，1974年我在大寨、昔阳“蹲点”时，他到大寨来深入生活，修改他写的反映大寨精神的长篇小说。我们在一起住了不少天，谈了当年大寨“四清”的情况。当时，大寨人对他在“四清”时的错误似乎已经谅解，待他还是很客气的。他在工作上给了我不少帮助。

　　据刘德怀说，工作队进了大寨后是格外谨慎，处处小心从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省委、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表扬了大寨，表扬了陈永贵。大寨已不是一般的大队了。但是，既然搞“四清”，按照传统的工作方法，一搞运动就必然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对基层干部形成较大的压力。1964年下半年的“四清”又规定工作队进村后，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工作队进了大寨当然也要这样做。有些队员不敢多接触大队干部，这就不可避免地把根“扎”到一些对大队干部有意见的社员身上。听了那些“积极分子”的意见，对大寨的了解便发生了偏差，对大寨的干部生产了怀疑。当时的政治气氛很“左”，说农村1/3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还有一个说法，越是先进的地方，问题越大。这些谬论也不可能不影响到驻大寨的某些工作队员。这样一来，工作队和大寨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干部们发生了分歧，闹起了对立。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永贵给大寨的“四清”定了性：假四清，真复辟！

　　据陈永贵1968年1月11日在《大寨人紧跟毛主席阔步前进十八年》的讲话所说，大寨党支部与工作队之间的分歧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1964年的大丰收引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对。他们在大寨搞假四清，真复辟。他们首先清我们的土地。”

　　其实，清理地亩的问题虽然与“四清”有一定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将在另一节里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有关情况。

　　二是，工作队怀疑大寨卖粮数有虚假。

　　陈永贵说，工作队“又说：‘大寨卖粮多，几十户，几百亩地，一年就卖给国家20多万斤粮食，一定有假象。’他们把粮食局的账拿来上下核算，也没有捞到稻草。于是又说我们分配上有问题，‘不仅没有执行政策，违反了政策，你们还要制订政策，这简直成了小中央。’我们从1953年到现在是以人定分分配的。一至三岁定六成，四至六岁定八成分，七岁以上算大口，分十成。他反对我们这一条没有平均分配。全国各地都按人口分配粮食，我们为什么要以人定分？”“我们不承认违反政策，我们是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没有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策。”“如果说按人头分配，我们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有些社员一户有三四个娃娃，还有的户七八个娃娃，……有的连一个娃娃也没有，全家尽是大口，都是劳动力。如果这些娃娃也分十成，吃不了，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搞投机倒把破坏市场，这就对？我们这样切合实际进行分配，加强了劳动力，这粮食更能促进生产，这就犯了罪？不能承认这是犯罪，这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敢这样说。通过辩论，我们始终认为是对的。我们每天都同社员一起劳动，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强劳力要吃多少粮食，娃娃们少吃饭？……这一条他们又没有捉住。”

　　三是，工作队认为大寨干部有乱记工分现象。

　　陈永贵说，工作队说“这是什么先进队，你们还不如那落后队，落后队还没有你们这样乱记工分。”同志们，你们可要弄清楚了，从1948年互助组时期起全县范围内就有人来大寨参观，直到现在来大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认为这是好事，由全县到全专区、由全专区到全省、由全省到全国、由全国到世界，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参观的同志来了，就要求介绍呀。每天都有，那我们怎么也不能让那些坏家伙介绍吧。总是贫下中农，那么你找贫下中农引了路，介绍了情况，难道不应该给他记工？你说冬天下那么厚的雪，来了那么多参观同志，你不应该给他们扫雪开路？你说这不应该给扫雪开路的人记工分？工作队说这就是‘乱记工分’。他们抓住这个想把大寨红旗砍倒，把大寨干部打倒。

　　四是，工作队责问：大寨分粮食为什么不扣水分。

　　陈永贵说，工作队“又说我们粮食没有扣水分，怎么扣水分？我们从1953年办社到现在确实没有扣过水分，因为我们的粮食都晒干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水分可扣。有的队他打10万斤粮食，可以敢给你扣4万斤水分，只报6万斤，这是个变相隐瞒。我们没有那样干，我们打30万就是30万，50万就是50万。这又犯了罪？他们说：‘你们这个假红旗，怪不得你们产量高，社员吃口粮食多，原来你们不扣水分嘛。’于是他们下去访贫问苦了，到我们一个贫下中农家里去交谈了，他们说：‘你们是几口人？’那个社员说：‘我们家四口人。’又问：‘平均多少口粮？’回答说‘五百六’。又问‘扣了水分没有？’那个同志说‘没有什么水分可除！’他们就给算，每年平均560斤粮食，扣了水分只留下230斤，‘你吃230斤粮食，出钱出的是560斤粮食，扣水分只留下230斤，你就是你们大队的干部，这还不万恶，他不是假先进是什么？’还往起点火呢！当然农民总还是农民，那个社员就动摇了啊。动摇就跟他们站到一起了。他们蒙蔽了我们的社员。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反对干部，妄想砍倒大寨红旗。我们能不能承认这是犯罪了？我们不承认，我们这是优点，根本不是什么犯罪。”你硬要这样往下扣，那么这集体经济还有什么优越性呢？怪不得赫鲁晓夫说我们‘公社化搞糟了’，‘饿起肚皮了’，‘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了’，你这样给赫鲁晓夫提供材料，难道不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

　　以上是在几年之后，陈永贵总结出来的大寨与四清工作队的几点主要分歧和斗争的焦点。

［选载］《大寨寓言》（一）：苦地－苦人－新时代
u/559/archives/2008/1153.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二）　十年磨一剑：大寨的改土造地计划
u/559/archives/2008/1154.html

［选载］《大寨寓言》（三）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
u/559/archives/2008/1155.html

［选载］《大寨寓言》（四）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
u/559/archives/2008/1156.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五）　与“四清”运动抗衡（下）
u/559/archives/2008/11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