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以上几点分歧，争吵是可能很激烈，但问题还算太严重，因为工作队并没有说大寨的哪个干部有什么“四不清”的问题，更没有准备把哪个干部整成“走资派”。但是，1964年12月陈永贵离开大寨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之后，形势变得严重起来了。工作队里也可能有人想趁陈永贵不在大寨，加紧工作弄出点成绩来，连天加夜地开会，发动群众，对干部施压，给他们洗“温水澡”；也可能是陈永贵不在村里，大寨其他干部没了主心骨，受不了“温水澡”的过高温度，大队的几个干部顶不住了，觉得走投无路，甚至有人想自杀。
正在这时，陈永贵在北京开完人代会回到大寨。进村后他就感到气氛不对，社员见他没有热情地问候，干部们也不敢上门来说话。夜幕降临后贾进财悄悄跑进陈永贵家哭了起来，说工作队闹得大伙“活不成了！”他告诉陈永贵，队里有的干部准备等他回来，见上一面后，就去上吊。
陈永贵在北京的这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荣耀的时候！周总理在全国人代会的庄严讲台上，把大寨树为全国农村学习的先进典型，12月26日，陈永贵应邀参加了毛泽东的生日聚会。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辉煌。可想不到大寨却被闹成这个样子。“在北京毛主席让我吃饭，在大寨你们偏来捣蛋！”陈永贵拍案而起，喊道：“跟狗日们干！”他悄悄地，把大队干部们叫到狼窝掌里碰头，统一认识，团结起全村干部群众跟工作队干。工作队“揪住”的几条所谓“问题”，他逐条地痛加驳斥，甚至扬言，要向工作队讨个说法。陈永贵说，在山西说不清楚，就上北京去说！就是死也要到北京去死，不能死在你们的手下。
这一下，在全国各地所向无敌，整得农村基层干部一个个低头、弯腰，纷纷倒下的“四清”工作队，在大寨可碰了硬钉子。他们找不到大寨干部新的问题，又怕大寨人真的上北京以死告状。他们可是多次受毛主席表扬了的全国先进典型啊！工作队在陈永贵和大寨人面前失去了威风，完全束手无策了。
大寨的严重局面很快惊动了上级领导，中共山西省委、中央华北局的领导纷纷出面进行调解。1965年2月，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起来到大寨，地、县领导也来到大寨，做了工作，撤出了原来的工作队，这场斗争才算以大寨的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
李雪峰对“四清”工作队在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做法承担了责任。昔阳县档案馆保存有昔阳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1965年2月14日整理的一份材料：《李雪峰书记陶鲁笳书记来大寨纪事》，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李雪峰2月10日在大寨说：“四清工作队来大寨，没有把方法交代清楚。（陶鲁笳插话：当时派谁来大寨，我还不知道）这是领导上的责任。1963年华北局太原会议，我曾说过，大寨依靠党支部搞四清，领导上派个工作组去帮助，摸索一类队四清工作的经验。大寨主要解决民主方面的问题。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大寨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且搞得很好。”
陈永贵得了胜，便在华北局，省委、地委、县委领导的面前缓和了情绪，说：“关于四清工作，这里基本上是好的。就是扎根串连有问题，有些是很不好的社员给扎上根了。有些地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
陈永贵向两位上级领导反映了昔阳一些大队整死人的问题，他说“往死里整人，只能让地主富农高兴”。
后来，李、陶又去了昔阳另一个著名的先进大队白羊峪大队。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殿俊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战时期太行区的老劳模，他也反映了“四清”整死人的问题。两位劳模的反映引起两位领导人的重视。之后，华北局和山西省委发出了一类队（即先进队）“四清”要尊重、依靠当地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先进队的“四清”要在大队党支部统一领导下进行。这使得不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免受批斗之苦。陈永贵、王殿俊这一次真的为农村干部办了一件大好事。
李雪峰批评了工作队在大寨搞“扎根串连”的做法，他说：“扎根串连，主要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大队，一种是阶级敌人掌权的，一种是干部蜕化变质的。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来。像你们这些大队，扎根串连，不管公开、秘密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原来的根子就正，而且很好，根本不需要扎根串连。他们有点问题，主要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同时，李雪峰也告诫陈永贵：“再正确的人也有缺点和错误，哪里的工作都是也有成绩也有缺点，这是一分为二的方法。越是搞的好的地方，越要见缝插针找缺点。常胜将军是没有的。”
李雪峰、陶鲁笳亲临大寨之后，华北局、山西省委发出指示，重新组织了由山西省农业厅长等7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帮助”大寨大队党支部搞“四清”。
新的工作组进村之后，就明确宣布：“一切工作都经过党支部。”这个工作组在大寨工作了78天，于4月底结束。1965年5月20日，联合工作组向上级提交了《关于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共山西省委以1965年138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报告。《报告》认为：“原晋中地委、昔阳县委派驻大寨的工作队，思想不明确，不敢大胆地相信党支部，机械地搬用了三类生产大队的四清做法”是不对的。《报告》肯定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
工作组在“报告”中也对大寨和陈永贵提出了一些忠告。《报告》说：陈永贵等人的思想觉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朴素的零碎的，平时自觉地有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够的。因而在他们的头脑中，不免还残留着农民小私有者的某些落后的东西。”尤其是在出名之后，“盲目地、不自觉地背上某些荣誉的包袱，成为精神上的负担。”陈永贵自己也承认：他本人有“农民意识”，“经不起表扬”，“怕说大寨的坏处”，还有工作中作风“不够民主，不虚心和社员商量”。
1964年秋开始，到1965年春结束的这场“四清”运动，以大寨、陈永贵的完全胜利而结束。这在昔阳是唯一的，在山西、全国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陈永贵敢于与来头很大的“四清”工作队“打擂台”，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终于在上级的支持下取得胜利。主要原因，说到底还是当时毛泽东对大寨的重视和赞扬。当然，这件事也确实表现出陈永贵的胆识和气度。他带领大寨干部、社员与“四清”工作队的斗争，斗得既坚决又有策略。这次胜利，使陈永贵胆子更壮了，他坚信自己不仅改造山河，发展生产上是一把好手，在政治斗争的风浪里也是一条好汉。
但是，陈永贵在这场斗争中也表现出不少弱点，比如他说，在粮食分配上大寨的做法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别的地方的不同办法是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动路线。这完全是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乱上纲。还有，任意夸大事实、渲染了这场斗争，把当时的一些事说得玄而又玄，给自己捞荣誉，如他说什么大寨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坚决跟反动路线“对着干”，说自己抵制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跟“假四清，真复辟”的阴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把毛泽东请他出席生日宴，说成是什么“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接见了我，并对大寨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把省委调走原来的工作队，派来新的工作队，说成是“中央派来了新的工作队”，如此等等，完全是随意胡编。言过其实，反倒使人反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不良印象。
从进驻大寨的第一个工作队的表现来看，他们无疑是执行了中央前后两个“十条”的精神，的确搞了“左”的一套。但如果硬要说他们是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来砍倒“大寨红旗”的，恐怕是夸大其词，无理取闹，给别人扣政治帽子了。大寨刚刚被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陈永贵就如此地有恃无恐，自我膨胀起来，把刚刚树立起来的“红旗”当成了打人的棍子，随意就给别人加上“反大寨”的罪名，实在是很恶劣的蛮横、霸道作风。
为了给工作队扣上“反大寨”的罪名，陈永贵还不惜无中生有，比如他硬说工作队说“大寨旗杆上生了虫虫”。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是工作队说的。四清工作队到大寨后，发现陈永贵等在成绩面前生产了骄傲自满情绪。出于爱护大寨这面红旗的愿望，工作队以“如何爱护红旗？一好遮百丑，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为题，在群众中开展讨论。贾进财的女儿贾秀兰说：“大寨是面红旗，红旗有个旗杆，小问题好比旗杆上的虫虫，如果不把这个小虫放在眼里，及早消灭，它就会慢慢把旗杆咬坏，风一吹旗杆就倒了，红旗就完了。”工作队感到这段话很生动，就在“四清简报”上引用了。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永贵就来个张冠李戴，把它歪曲为省地县“走资派污蔑大寨红旗”，说大寨干部是“旗杆上的虫虫”，又添上了说大寨干部是啃咬大寨红旗的鼠类的编造。这些假话成了省、地、县各级领导妄图砍掉大寨红旗的“罪证”，一直批判了十几年。
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多次讲过中共党史上的路线斗争。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之后，也十分重视总结、编写“大寨斗争史”。1975年4月22日，陈永贵在给大寨党支部的信里，列出大寨历史上30个问题，让他们就“大寨斗争史”上的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有几处涉及“四清”这段历史，兹抄录于后，供大家玩味：
第17个问题，陈永贵写道：“六四年‘四清’时，他们（指工作队）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搞复辟，当时你们低了什么头？出卖了什么？投降了什么路？坚持了什么路？为什么在毛主席1964年提出了农业学大寨，总理在三届人大表扬了大寨的时候，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反的是大寨？看一看谁要破坏大寨？谁要保护大寨？三届人大期间，主席接见了我，并请吃饭，回到大寨从党内到党外没一个人过问，修正主义吓得你们连主席的健康长寿都不敢过问，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第18个问题，陈永贵写道：“特别提醒同志们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就是不要忘记六四年在狼窝掌十分钟夺回了大寨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赶走了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组，没有豁出去五不怕的革命精神，难道敢这样做吗？”
这两个问题提得实在是太妙了。事过多年，他重提在“四清”运动中的那些陈年旧事，用意并不难明白，其实是完全用不着“展开讨论”的。这就是：在那些斗争中，只有他是“五不怕”的英雄，大寨的其他干部和社员都应当感到羞愧！需要加解释的恐怕只有“十分钟夺回了大寨这块社会主义阵地”这一句话。事实是陈永贵从北京回到大寨后，约了几个干部到狼窝掌沟里碰头，决定跟四清工作队对着干。这么一件事夸大成什么十分钟“夺回大寨这块社会主义阵地”，真是危言耸听！这也正是陈永贵的作风。
陈永贵成了“革命闯将”后的第一场“政治斗争”以胜利结束。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令人佩服的，也有让人摇头叹息的。
“五级丈量土地”风波
1964年大寨的“丈量土地”风波，发生在“四清”运动中，与“四清”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大寨红旗”升起后，陈永贵进行的又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
1968年1月陈永贵在《大寨人紧跟毛主席阔步前进十八年》的讲话中说：“1964年的大丰收引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对。他们在大寨搞假四清，真复辟。他们首先清我们的土地。我们从1953年就大造土地，难道土地能越造越少？如果土地越造越少，那谁再造土地呢？我们没想到这大造土地还犯罪，他们借四清机会妄图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寨这面红旗砍倒。1964年他们调集省、地、县、公社和邻队五级干部来丈量我们的土地。”他所说的大队一级就是大寨近邻武家坪大队的干部，其实，他们并没有参加丈量，只是让他们来实地看看，哪是大寨的地，哪是他们的地。
陈永贵说：“他们说大寨隐瞒了土地，我们大寨多年来就是802亩，1亩地打800多斤粮食，他们不相信。却说：‘那能知道他们是一个802亩，还是几个802亩？’他们丈量了50多天，量了又量，量来量去，无非是不承认大寨产量高。他们不知道贫下中农为了整地在数九寒天，两手都裂出缝来。他们这样做，就是不承认大寨人的辛勤劳动，就是不承认大寨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然更不承认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因此贫下中农对此非常气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弄不清这个问题，现在闹清了，他们是准备丈出几个802亩来，把大寨打成假红旗。结果连一个802亩也没有丈出来，实际是796亩，比我们报的还少了6亩。”
陈永贵讲的头头是道，却只是经过他歪曲了的一面之词。要弄清这场风波真相，还是要从头说起。
大寨地处山区，耕地以山坡地、沟地为主，地块极为零碎，原来4700多块，很不容易有一个像平原地区那样真正准确的数字。全国的山区社队地亩大概都是这样。有的地方实数与公开报的数字差得很多，有的差得较少，真正准确的恐怕不多。大寨地亩如有不实，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但此事发生在大寨、陈永贵成名之后，“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无法容忍别人的正当怀疑了。为地亩的事闹出一场震动全国的大风波。
大寨出了名之后，引来不少外来的参观者，不少人来到这里实地看了之后，对大寨的地亩数就有所怀疑。早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前，1963年6月间，晋东南地区的24名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在李顺达、郭玉恩、武侯梨等的带领下到大寨参观，他们都是太行山里人，都是种地的行家里手。当时大寨还未成全国的红旗，劳模们与陈永贵之间还可以平等交流，相互切磋，他们在大寨住下来，看得仔细，问的详细，甚至到地里刨刨，看活土层有多深，到庄稼地里量量行距株距。经过实地考察，劳模们对大寨的土地建设及精耕细作心悦诚服，对大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评价很高，但感到大寨实有地亩数与公开介绍的802亩有较大差距。李顺达在参观以后，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范银怀说，大寨耕地比公开报的要多。郭玉恩参观时亲自在大寨田里量了大寨玉米苗的株距、行距，并让大寨人把上一年的玉米秸秆和玉米穗的芯拿来给他看，他一看长短、粗细，就看出去年庄稼的长势、收成，拿去年的总产量一算，就推断出：大寨的耕地面积比公开说的要多。他们当时就说大寨可能有1000亩耕地，比大寨自己公开报的多近200亩。这些太行山上的种地行家的怀疑，恐怕不能说毫无根据！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1963年就把李顺达等人对大寨地亩的看法写成一篇《记者来信》，送给山西省委领导参阅，但未引起重视。也许当时大寨已开始“走红”，省里也不便说话了。也许是省里有意要树大寨这个先进典型，怕揭出地亩问题影响其形象，便有意压了下来。
1964年新华社山西分社为了报道粮食产量更准确，曾派记者到大寨核实大寨地亩。陈永贵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说到地亩时，陈永贵早准备好了一套话：土改时是802亩，后来我们多年修地，增加了100多亩，我们栽上了果树，占地100多亩，一增一减正好扯平，耕地还是802亩。他这样说了，“核实”工作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新闻单位也无权、无能力去实地丈量土地。
1964年秋后，“四清”工作队进驻大寨，也听到了大寨地亩不实的反映，但并没有敢动手去“清”。11月间，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到大寨，工作队向他汇报工作时，也说到了大寨的地亩不实的问题。这时，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李毓秀、记者田培植正巧也在大寨，旁听了这次汇报，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尽管地亩不实是山区的普遍现象，一般的队少报些地亩影响不大，但大寨作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都要向全国报道，如果公开报的地亩与实际数差的太多，粮食亩产量便很难真实。这势必影响这个先进典型事迹的真实性，影响典型自身的权威性，应当早点设法弄清才好。
李毓秀、田培植到北京后，向新华社总社汇报了他们听到有关大寨地亩问题的情况，总社国内部的领导也认为这事非同小可，让他们写成内参稿件，登在了只让中共中央最高层看的内部刊物上，目的是让中央了解这一情况。两位记者在这篇内参稿里写了大寨的耕地亩数不实的问题。大寨公开上报的耕地是802亩，是土地改革时的老亩数。内参稿件根据太谷农学院（后来改为山西农业大学）一位在大寨工作多年的农业科技人员提供的情况（他从播种的种子推算），认为大寨实有地亩可能是1200亩。比公开报的802亩，多出50%。这当然就影响到大寨这个典型粮食亩产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新华社“内参”报道了这个情况后，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周恩来总理马上找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了解情况，并告诉他，这事要弄清楚，不然在国内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陶鲁笳马上把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领导人召到北京，从保护大寨红旗的要求出发，批评了他们不该去捅这件事。据说，当时陶鲁笳挺生气，说，大寨粮食的确连年增产，这是事实；再说，山区的地块非常零碎，地亩本来就很难弄清楚。你们非得捅这个干什么？
大寨工作队可以闭上嘴不再说这件事，但一向办事认真的周恩来却不会不管到底。既然中央已经决定要把大寨树为全国农业战线的红旗，大寨的地亩、产量就不能不搞清楚。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也对大寨负责的精神，周恩来决定组织力量对大寨的地亩进行一次实地丈量。参加实地丈量的有国务院、省、市、县、公社的干部。所以称“五级丈量土地”。
事实十分清楚，这次丈量大寨地亩是周恩来总理的决定，目的是维护大寨红旗的权威性。而“文化大革命”一起，陈永贵偏说丈量土地是“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意旨”，来“砍”大寨红旗的。
陈永贵对中央决定五级丈量大寨地亩十分恼火！但是，要为此大闹，就不能让别人知道丈量土地是周恩来总理组织的。陈永贵一口咬定，说丈量大寨地亩是刘少奇搞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反大寨”的罪证之一。毛主席树大寨红旗，刘少奇砍大寨红旗，这正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为了证明这事确是刘少奇搞的，与周恩来总理无关，陈永贵也挺费了些心思，他把“五级丈量土地”的“五级”改为：省、地区、县、公社和邻队，把国务院“择”了出去，任意加上“邻队”这一级。
但陈永贵不可能一手遮天。197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写了《大寨红旗》一书，按照陈永贵的说法，写了刘少奇反大寨，组织“五级丈量大寨地亩”。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有位副部长，当年曾经参加过“五级丈量地亩”的工作，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丈量大寨地亩的，根本和刘少奇无关。所以这本书在有关“四清”的章节中，删去了陈永贵到处讲的刘少奇“反大寨”、“丈量大寨地亩”的内容。陈永贵知道后暴跳如雷，喊着，“谁说的！拿出证据来！”那位副部长当然是有证据的。结果，这本书没有按陈永贵的意志改写。从此之后，陈永贵也不敢再到处乱骂刘少奇组织五级丈量大寨地亩，砍大寨红旗了。但他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不断地骂记者怀疑大寨地亩不实，更恨写“内参”反映大寨地亩不实的新华社记者李毓秀、田培植等人。据新华社在大寨采访多年的老记者冯东书说，有一次陈永贵说起丈量土地的事，咬牙切齿，说，我真想咬那些记者几口才解恨！
这次“五级土地丈量”，兴师动众，调集了70多人，上山下沟，搞了近50天，最后宣布大寨实有地亩为796亩，比原来公开报的还少6亩！
这个结果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大寨的耕地分布在虎头山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多是山坡梯田，土改时的地亩是802亩。地块非常零碎，原有大大小小4700块。经过多年修整，到1964年变为2900多块。大寨从1953年开始在山沟里闸沟垫地，在 山坡上改土造地，把小块地拼起来成大块，连续十几年改土造地，地亩应该比原来多，怎么会越造地越少了呢！陈永贵自己也多次说过：“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大寨人怎么可能把地越种越少了呢？
其实，2900块山坡沟地要丈量清楚是很难的。最后的丈量结果里更有许多“不可与外人言”的情况。
《李雪峰书记陶鲁笳书记来大寨纪事》中记载着这样的事实：
1965年2月8日下午，在大寨的一次座谈会上，陶鲁笳说，土地丈量清楚了。有点太清楚了。
接着，负责丈地组织工作的山西省农业厅厅长康丕烈汇报丈量地亩的情况。他说：“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79669亩，小果树地和菜地不算。”
康丕烈讲话里说的“小果树和菜地不算”地亩。那个“小果树地”正是陈永贵早先说过的。他说，新造下地100多亩，这些年栽了果树100多亩，一增一减正好扯平。这次“五级丈量”中首先去掉这100多亩。
康厅长在汇报中还提出：“还有两个问题未解决：一个是地墙地边量到那里，现在算不出来；小数进位进到那一位，有意见分歧。”
康丕烈讲的两个问题里，尤其是第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其中的“学问”实在大得很。山坡地往往绕着山梁转，地块很长，但很窄，地墙占地很宽，如果丈地从地墙丈起，比从地里的庄稼丈起，差距就会很大。因为庄稼不可能紧紧靠地墙种，一般距地边总有半垅距离，如果每块地里外两个边都从庄稼丈起，就可能少量一垅地。这种量法就可能造成很大的误差。据当时参加丈地的同志说，当时丈量之后，因丈量方法不同，量出来3个数字。这当然属绝密数字，绝不可对外透露。据说，这3个数字一起报给华北局，最后确定为796亩。所以，这个796亩的结论是人为地“研究确定”的，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实地丈量的结果。
不管上级领导如何迁就，陈永贵终没有感激他们。“文化大革命”一起，华北局、山西省委、地县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地统受到大寨的攻击，说他们借五级丈量土地“砍大寨红旗”。陈永贵说土地丈量事件是“刘少奇形 ‘左’实右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的“迫害”。
五级丈量地亩在大寨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却是大寨实有土地比土改时确定的亩数还少，前些年大寨又大力宣传自己造了多少地，怎么地越造会越来越少了？如何向上级、向乡邻们交待？陈永贵灵机一动，又编了一个故事：土改时丈量土地，是村与村互相丈量，大寨的地是武家坪丈量的。武家坪人和大寨一向有矛盾，有意把大寨的地量多了。可怜武家坪村虽然近在咫尺，却也不敢出来申辩。
陈永贵对量地事件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一起，新华社写关于大寨地亩不实内参稿件的记者李毓秀，还有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被陈永贵揪到大寨，批斗之后让他上山背石头背土造地。说“大寨的地亩不唯没多，还少了6亩。这6亩你们给我造出来！”可怜李毓秀王中青这些已不年轻的人，在寒风阵阵的虎头山上，背石抬土造地，心身都受到摧残。
“五级干部丈量地亩”的事件又按大寨的意愿结束了，大寨、陈永贵又胜利地度过这一场风波。但陈永贵的这一次胜利却没有顶“四清”工作队的胜利那样光彩。陈永贵在这一次风波中表现出他的勇敢和智敏，但为了自己的名声，蛮不讲理，歪曲事实，编造历史；对帮助过他的人过河拆桥，凡对不起他的人，都蓄意报复，进行残酷打击，这些造反派的“脾气”和作风都给人们留下不良印象。
说到最后，大寨实有耕地究竟是多少？当时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农业学大寨”运动10年间，再没人敢说实话了，也再没有人敢再对此提出疑问了。
为“十月事件”翻案
为“十月事件”翻案，是陈永贵成名后在政治斗争上的又一个重大行动。在他成名之前，到处猛批“十月事件”的当事者，而在成名之后，马上反过来给它翻案。前后判若两人。
所谓“十月事件”，是昔阳县也是晋中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一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事情发生在1964年，却与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昔阳县的造反夺权有着直接关联。
1961年，一直在昔阳工作，任过多年县委书记的张怀英被调出昔阳，到文水县任县委书记。原盂县县委书记张润槐接任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上任后，正是全国纠“大跃进”之偏，反对“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的时候。作为新任县委书记张润槐，必然要去“纠”前任工作中的偏，反前任工作期间刮过的“五风”，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开罪前任领导及当地上上下下一大批干部，必然会引起当地某些人的不满。昔阳是革命老区，干部头脑中的自豪感和地方观念较强，所以有的人说，这里的干部有点“排外”情绪。张润槐其人为人直率，工作认真，但文化不高，作风粗放，说话时常有“走火放炮”的事发生，天长日久，与当地干部之间的积怨日深。慢慢地在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里形成了事实上的反张和拥张的两派。
当时陈永贵还只是大寨党支部书记，后来才被选为昔阳县委候补委员。但他在昔阳是位有影响的模范人物，与前任县委书记等老昔阳的领导干部，关系密切，感情较深，平时又爱“掺和”政治纷争，自然也卷进了斗争的漩涡。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说张润槐“反大寨”，上任7天就到大寨搞“小三查”。历史上这件事是有的。在当年开展的反“五风”过程中，张润槐曾带过几个人到大寨查土地、产量是否实在，查有没有搞浮夸。
吴思在《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中记述了张润槐初去大寨的情况：
张润槐问陈永贵：这些年“你究竟整出了多少地来？”
“二三十亩吧。”陈永贵说。
“到底是20亩还是30亩？”张润槐追问。
陈永贵不明来意，揣摹着这位新书记的心思，想他应该喜欢大数，就说：“30亩。”其实，20亩、30亩都不是真实数目。陈永贵留着一手呢。
没想到这位新书记不是来问农田基建、改土造地成绩的，他是来反浮夸的。他把新造的30亩往原来的地亩数上一加，再拿粮食总产量来一算，大寨粮食亩产600多斤一下子就降到了500多斤。张润槐吩咐陈永贵：“以后你不论到哪里开会，要讲我给你安排下的这个数字。”
陈永贵当时只有点头答应。可是，回到家里后，越想越觉得窝囊。辛辛苦苦造了地，反而要把粮食亩产拉下来？1961年正是大饥荒的年代，粮食亩产是衡量一个地方生产水平高低，一个社队先进与否的极其重要的指标。陈永贵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了一位某报驻晋中的记者，让他代笔写信向上级告新任县委书记张润槐的状。陈永贵在信里说：“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们也不上。”那位记者代陈永贵写了信，又直接找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反映了陈永贵的意见。
王绣锦说，算啦，大寨的地亩不变，还是照旧吧。新修的地不加地亩了。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陈、张不和的种子也就种下了。之后，陈永贵越看张润槐越不顺眼。他老爱拿张润槐与前任县委书记张怀英相比，觉得前任书记在时一切都好。前任书记在昔阳时，每年总要开劳模会，会上还要征求陈永贵、王殿俊、张老太等老劳模对县委工作的意见。日常工作中，贯彻某项新政策，开展某项新工作，前任书记也时常征询陈永贵等劳模看法。陈永贵对自己能参与县领导层决策感到高兴，可是张润槐上任后根本不搞这些了。“怀英在时不断问我，老张不问我。”陈永贵说。1963年在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专门拿张润槐与前任县委书记做比较，对张润槐对自己的轻慢提了若干条意见。
陈永贵与张润槐的根本分歧，说到底还在执行当时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上。陈永贵向往“一大二公”，坚持集体经济。张润槐执行上级指示，大力纠“五风”，在困难时期，鼓励社员的“小自由”。陈永贵认为张在方向道路上有问题。张润槐上任时，昔阳正闹饥荒。他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这里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安坪河的大荒滩上开出一块块私人小片地，种了庄稼蔬菜。有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种一分麦二分菜，解决了自己的口粮问题。张润槐十分兴奋，也顾不上回县，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开小块地的经验，他号召社员们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
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感到忿怒！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更使陈永贵和昔阳县的许多干部大为不满。
大跃进中全国出了那么多荒唐事，昔阳也不例外。陈永贵就曾狂热地鼓吹过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实现。而外来的张润槐上任后就调查昔阳大跃进中的问题，调查的结论说：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有47种刑法，大跃进中某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这一骂，骂到谁的头上呢？昔阳大跃进的虚火早已熄灭了，但“大跃进”中办过错事的昔阳各级干部都还在，大跃进中也曾非常激进的陈永贵也在听着呢。于是，陈永贵便公然反击了，说：“1958年以来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
昔阳原来的一批领导干部，对张润槐的看法基本上与陈永贵相同。他们在一起时，经常议论张润槐的错误，发泄自己的不满。前任县委书记张怀英虽然早已调出，身在数百里之外，心还在昔阳，积极地通过信件往来等方式参与了这里的一些纷争。他还给陈永贵等写过信，鼓动他们对张润槐提意见。
1963年9月，昔阳县领导层内的矛盾终于暴发。导火索是县党代会的选举。
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在选举县委领导人员时，一些对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串联，不投张润槐的票。选举结果张润槐虽然当选，却少得20多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选举中有人投反对票这样的事，早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重大政治性事件”！
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王绣锦等大为恼火，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到昔阳来调查。
1964年9月，在“四清”运动中，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决心利用这个时机查查昔阳县委的问题。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昔阳县委常委们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永贵当时只是县委候补委员，但他已是全国有名的劳模，又与此事有不少关系，便也被扩大了进来。
这次晋中地委扩大会议，连开了40多天，气氛颇为紧张，形成了舆论一边倒，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昔阳反对张润槐的那些人，并给他们戴上了“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的帽子。中共晋中地委一位副书记训斥张怀英：“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500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通过这次地委扩大会议，给“昔阳县反党宗派活动”定了案。全案涉及300多人，张怀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8名在昔阳的县委、县人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被调离昔阳。这事发生在1964年10月，故称“十月事件”。
“十月事件”对昔阳的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揭发、批判和后来的组织处理中，有些偏颇，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被整的人便以“十月事件受害者”身份“杀”了出来，成为昔阳造反夺权、掌权的主力。
陈永贵被“扩大”进这次地委党委会议，但由于接待参观等原因，多次请假外出，只参加了十几天的会议。从思想感情上说，他当然是站在原县委书记张怀英一边的，但会上他声色俱厉地批判张怀英。10月12日、13日的两次小组会上他当面揭发、批判张怀英，他说：“你写信要他们拉我下水，如果我没有无产阶级立场，这下就完了。我在党代会解决不团结问题时，偏听了他们，给上级告下谎状。……这是我受压力最大的一次，我是对不起领导的。你这个反党分子，对昔阳有极大损失！但现在将坏事变成好事，你要彻底交待！”
陈永贵还尖锐地批评了其他一些人。他责问事件的另一位“骨干分子”：“个人主义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还说他的检讨“思想不够痛，危害找得不够”。与陈永贵有10多年交情的另一位昔阳干部做检查时，陈永贵竟9次插话打断他的检讨，进行火力挺猛的揭发批判。
陈永贵以这种积极的态度，明确的是非观念参加了对张怀英等人的斗争，自己又不失时机地作了些检讨，轻易过了这一关，闯过了这一场大风浪。但是，这却不是陈永贵的真实思想。
“十月事件”之后，陈永贵的命运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他领导的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陈永贵从此身价倍增。
这时的陈永贵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不屈从晋中地委的意志了，他自信有能力与地委抗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了。于是对“十月事件”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公然站出来公开为“十月事件”翻案。这距他痛批“十月事件”当事人，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
他选择了一个挺特别的时间、地点，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公然向地委领导发难。
1965年初，晋中地委组织一个赴山东参观团到临沂地区参观访问，全团40多人，有5位地委领导、20位县委书记，还有几位有影响的劳模在内。陈永贵也随团前往。参观中的一天，在临沂地委开座谈会。临沂地委的一位领导在介绍当地工作经验时，说到地区的工作所以能搞好，是因为他们把毛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示精神，在全地区发扬光大了。听到这里，陈永贵忽地站了起来，打断主人的介绍，当着主客双方满屋子的人，隔着3张桌子大声嚷着：“你的报告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说着还拍了拍胸脯高声喊道，“你们临沂地区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语在临沂地区发扬光大。我们昔阳也有红旗，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出卖了，没有了。”他还怕暗示得不够清楚，特地点出了“十月事件”发生的时间：“从六四年十月份起，把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三面红旗一面一面地都砍倒啦。”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陈永贵用这种方式向地委发动突然袭击，使地委领导们非常惊讶，一时间手足无措，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还看不出来！”陈永贵毫无悔意，说“他们注意我，我也瞅他们，好像是说我出了外省外县啦，没有一点礼貌啦，也就是骄傲自满到极点啦。那有什么了不起，你无非再给陈永贵记上一笔老账，那还怎么了！”会议休息时，陈永贵见几位地委领导和几位县委书记凑在一块议论着什么。他觉得他们是在议论自己，干脆就走过去，而且故意把话题扯到了“十月事件”上，说，“你们每天也不知道干什么说什么哩。”“你们说张怀英坐在文水反大寨，我和他在一起工作20多年，就不知道张怀英反大寨，你们怎么就知道他反大寨？”
“十月事件”是发生在近40年前的一桩地方性事件。事过多年，历史上又几经反复，要对此事作出公正全面评价并非易事。笔者无意多加评论。
但陈永贵在这个事件前后的变化，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确实非同寻常，引人注目。陈永贵这次“大闹临沂”，是有准备，存心要闹的。这表明，他已下了决心要跟晋中地委大闹一场，要为“十月事件”翻案。为“十月事件”翻案意义非同寻常。不少人认为这是陈永贵两年后参加昔阳造反夺权的一次预演。
陈永贵公开对抗地委，为“十月事件”翻案，表明对于这位“农民政治家”在受到中央的特殊关爱之后，目空一切，有恃无恐，什么地委、县委统统不在自己眼里了！他自认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件事充分再现出他的“造反派脾气”。这种“脾气”在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充分施展：原来的劳动模范这时已成了一颗“政治明星”，原来的生产能手，现在真的成了“革命闯将”。但是，同时他的弱点也开始暴露出来了。“文革”尚未开始，他已经深深地跌入了宗派的泥潭。强烈的派性是所有造反派的一个共有的特征。
［选载］《大寨寓言》（一）：苦地－苦人－新时代
u/559/archives/2008/1153.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二） 十年磨一剑：大寨的改土造地计划
u/559/archives/2008/1154.html
［选载］《大寨寓言》（三）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
u/559/archives/2008/1155.html
［选载］《大寨寓言》（四） 与“四清”运动抗衡（上）
u/559/archives/2008/1156.html
［选载］《大寨寓言》（五） 与“四清”运动抗衡（下）
u/559/archives/2008/115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