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改革开放大舞台的生力军

　　1949年10月23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旗舰——《南方日报》正式创刊，开启了与广东发展进程荣辱与共、与南粤人民一起栉风沐雨的辉煌历程。

　　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及其麾下的众媒体，既是广东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见证者、记录者、舆论引导者，更是广东改革开放大舞台上的一支生力军，无愧于广东在全国的排头兵地位，当仁不让地领跑中国报业传媒。《南方日报》发行量连续23年在全国省（市、区）党委机关报中雄踞第一。特别是从2002年8月6日以来，该报依据“高度决定影响力”的核心理念，成功地实施了6次改版，不仅夺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而且巩固并拓展了党委机关报的舆论阵地，为全国党委机关报的壮大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1984年创刊的《南方周末》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一个响当当的老品牌，在全国周末类报纸中堪称一纸风行。特别是2004年以来,集团大力加强导向管理，推动《南方周末》从以批判性、揭露性为主的报纸，逐步向以建设性为主的综合性主流新闻周报转型。1997年1月1日正式公开发行的《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又一骄子，引领中国都市类媒体风气之先。该报2006年、2007年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竞争力第一。创刊于2001年1月1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新锐力量，是中国商业报纸的领跑者。

　　目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已拥有“十一报六刊三网一社”的媒体阵容，连续七年入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50强，2007年第三次荣登“中国最受尊敬企业”金榜，在全国平面媒体单位中是唯一一家。在200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上，集团旗下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四家报纸，在未计入“南方报业”主品牌价值的情况下，品牌价值共达124.64亿元，比去年增加了约28亿元。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探索数字出版发展新路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1996年1月，是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目前，该报业集团已拥有1张主报、15张系列报、5家杂志社、1家出版社、2个网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报业集团之一，其中主报《广州日报》的广告营业额已经连续14年排在了中国报业的首位。

　　近年来，广东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壮大，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全国。尤其是2008年初，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全国率先成立数字出版管理处，统筹、规划、促进全省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对加快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营造的良好发展氛围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非常重视数字出版和新媒体业务的投入和实践，将数字出版新媒体的发展纳入报业的主营业务范畴，投入巨资进行集团数字出版信息化工程建设，积极发展网络、手机、移动终端等新媒体业务，并在全国率先成立滚动新闻部和新媒体事业部，从内容融合和管理体制上不断创新，努力探索报业集团的新型发展之路。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推动数字出版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发展，目前已在生产、采编、发行、管理、经营等众多领域实现高度数字化。例如在1999年开发了“基于INTERNET全数字化一体化的跨媒体新闻信息综合业务管理系统”；2001年在国内报业中首家实施了ERP管理系统；数字化管理的印务中心总投入已达到17亿，支撑着《广州日报》日均180万份的发行量以及众多子报子刊的印刷任务。

　　1999年至今，广州日报已相继发展了大洋网、多媒体数字报纸、手机报、移动数字报纸、手机富媒体、WAP网站、大洋论坛、大洋书城、大洋视频等众多基于新媒体、新渠道的数字出版业务形态。其中大洋网的日均访问量超过1000万，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生活资讯门户之一。“广州日报数字报纸”在全国335份多媒体数字报纸评测中总分名列第一。
 
深圳报业集团：从“铁皮屋”到“新闻巨舰”

　　1981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批准深圳市委创办《深圳特区报》，并从省委和市委抽调十几个人，在深圳市委旁边的铁皮仓库里办公。1993年10月，深圳特区报社在国内地方党报中第一个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理念，自1994年起报社实行成本核算、自负盈亏，不再由市财政投资补贴。1998年10月，报社自筹资金兴建的高262米、50层、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深圳特区报业大厦”启用，如一艘“新闻巨舰”屹立在深南大道上。

　　《深圳特区报》创办初期向银行贷款3000元起家，当时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在香港文汇报社印刷。1983年12月1日改为日报，由报社新建的印刷厂承印。1986年，该报开始在广州、香港设立记者站，自1992年相继在北京、上海、沈阳、成都、西安等地设立记者站和分印点。

　　1999年11月，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成立，旗下拥有5报2刊。2002年9月，深圳特区报业集团与深圳商报社合并成立深圳报业集团，深圳报业进入集约化发展阶段，当年集团经营利润同比增长115%。2003年初，集团旗下拥有10报5刊1网站1出版社，同时围绕主业相继设立了发行公司、印务公司等，至此成为全国资产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党报集团之一。至2007年底，集团资产总额已达50多亿元。

　　2003年6月，深圳报业集团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集团抓住这一契机，进一步完善“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机制，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创新，“主业突出、多点支撑”的经营格局更加丰实，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日趋增强。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开媒体资本运作之先河

　　1998年5月18日，以《羊城晚报》为旗舰的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正式成立。目前，集团有13个报、刊、网、社，22家各类公司和业务实体。2008年，集团资产总额已达17.08亿元。

　　作为集团旗舰的《羊城晚报》，创办于1957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第一份大型综合性晚报，连续28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2008年，《羊城晚报》连续五年入选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发布的“中国品牌500强”，稳居国内传媒业晚报都市报类第一位。

　　集团旗下的《新快报》，是国内第一张全彩印刷的日报，也是华南区最具影响力的新型都市日报代表；《可乐生活周刊》走出了城市资讯媒体的新型发展道路；《民营经济报》专注新生的民营经济群体；《羊城体育》是华南知名专业体育资讯类周报；新创办的《优悦生活》、《高尔夫周刊》成为南中国高尚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宣传者。

　　进入新世纪的数字信息时代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寻求传统媒体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拓展与其他行业、媒体、技术的深度合作，并在资本运营以及报业集团产业化运作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1999年12月，集团兼并了濒临破产的广州化学纤维公司，创国内媒体兼并国企的先河；2000年8月，集团与tom.com公司达成协议，以资产形式置换专门从事体育推广活动广告的香港羊城报业公司广告70％股权，价值2.36亿港元，开国内媒体跨境资本运作的先河；2001年11月，投资5亿建成的拥有国际一流印刷设备、采用全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的亚洲先进的集团印务中心投入使用；2006年，与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向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初步浮现；2007年，羊城创意产业园项目成为国内报业集团首家设立的创意园区。
 
 

广东省出版集团：机制创新推动龙头企业发展

　　广东省出版集团成立于1999年12月，是全国第一家被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全国出版改革试点单位的出版集团，现有子公司18家、分公司1家。2003年，该集团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被广东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广东文化产业中重点扶持的七大龙头企业之一。

　　从2004年至今，广东省出版集团每年确定一个关键词，以此带动改革不断深入，使管理更加优化。

　　2004年是“政企分开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将原直接管办的13家企事业单位划转集团主办主管，将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家股划归重组后的集团作为政府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2005年是“转企改制年”。集团对所属单位实施分类转企改制，同时围绕核心业务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编辑出版、印刷复制、营销物流、物资供应等产业链的相关环节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发展。其中8家出版社实行公司制改建，注销事业法人，转制成为国有独资的有限公司；2家物资贸易企业、2家印刷企业、2家电子音像出版社分别进行整合重组，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2006年是“机制创新年”。集团在初步完成体制改革试点任务的基础上，采取了建立和完善出版社的公司治理结构、落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开展三项制度改革、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实施出版项目负责制等一系列措施，激活内部机制。2007年是“绩效管理年”。集团全面实施集团公司、所属单位负责人、总部部门、总部员工四个层次的绩效管理。2008年是“营销创新年”。集团坚持专业化、板块化、品牌化思路，实施畅销书带动战略，大力推进出版社营销机制的创新，切实提升集团出版物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集团积极开展出版社物流资源整合，启动社办发行部门整合的研究，探索建立集团统一的营销平台。

　　通过深化改革，企业理念得以确立，资源整合富有成效，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步增长，集团进入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2004年，集团有5种图书获中国图书奖；2006年有2种图书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2007年有1种图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1人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1种图书获全国第十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05年，集团总资产和净资产同比分别增长15.46%和17.21%；2006年，集团的销售收入和实现利税同比分别增长13.93%和29.97％；2007年，集团的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和6％。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打通文化产业链多元发展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的前身深圳市新华书店成立于1979年，1985年以前直属广东省新华书店，1986年划归深圳地方管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2004年成立深圳市发行（集团）公司，2007年成立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为市管国有全资企业。

　　1992年深圳市人大三届二次会议将深圳书城列入市政府为市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和重点工程项目。1996年11月，深圳书城开业，同时第七届全国书市开幕。作为深圳市首家大型综合性图书商场和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在第七届全国书市期间，深圳书城创造了7项全国第一。而在书市上亮相的图书营销信息管理系统（BIMS）率先在中国书业实行连锁经营模式，引起全国同行的热烈关注。

　　2003年3月，深圳书城通过国际权威认证机构英国BIS公司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志着其管理水平，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4年6月深圳发行集团挂牌成立，深圳市新华书店进入集团化发展时期。深圳书城更名为深圳书城罗湖城，深圳书城南山城于2004年7月开业。2006年11月，经营面积4万平方米，当今世界单店经营面积最大的书城深圳书城中心城开业，集团提出了“体验式书城”理念，将咖啡与茶、品牌简餐、配套服务等诸多功能融合为一体，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选择与体验。

　　2007年11月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挂牌成立，由原深圳发行集团与深圳海天出版社整合组建而成，是国内第一家真正整合出版发行业上下游资源，集出版物生产销售及多元文化产业发展于一体的企业实体。目前，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资产近10亿元，年销售额5亿多元，年出书500多个品种（其中有近300个新品种），总经营面积近9万平方米，员工2000多名。集团拥有深圳书城中心城、深圳书城罗湖城、深圳书城南山城三座超万平方米大型书城及17家下属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出版物生产、销售，电子出版，教育培训，数码科技，物业管理，书业软件，文化艺术用品及广告等行业。拥有“深圳书城”、“花季雨季”、“弘文艺术”、“书城培训”、“书城电子”等多个品牌，是深圳三大国有文化产业集团和首批九个文化产业基地之一。
 
 

家庭期刊集团：瞄准定位 引导潮流

　　《家庭》，原名《广东妇女》，创刊于1982年4月。《家庭》是国内第一家以恋爱、婚姻、家庭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综合月刊，月发行量在我国期刊界一直名列前茅，是我国最畅销的杂志之一，并远销到港澳台地区及海外27个国家，曾先后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等十多项国家级大奖，被新闻出版总署纳入“中国期刊方阵”的最高层。1996年2月，据广东省物价局价格事务评估，《家庭》商标价值达人民币1.39亿元，2000年3月再次评估，《家庭》商标价值攀升到2.68亿元。1991年至2000年，家庭杂志社净利润年均增长37.04％，人均创利全省业界第一名。

　　在20多年的办刊过程中，《家庭》创造了多个全国业界“第一”：首创“家庭文学”，最早利用最优秀作家写家庭生活纪实；举办我国第一次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出版我国第一本家庭问题论文专集；成立我国第一个“家庭研究中心”；开辟专家学者为综合类期刊撰写实用性科普文章之先河；在全国首推万元重奖头条稿件；首创在外省设立期刊分印点等等，在全国读者和业内引起巨大反响，获得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2002年1月，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家庭杂志社组建成立了我国首家期刊集团——家庭期刊集团。2003年9月，家庭期刊集团被确定为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七大文化龙头产业集团之一和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8年6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家庭期刊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广东省首家实现整体转制的期刊单位，在中国期刊界也是先行一步。

　　该集团还创办了《孩子》、《旅游界》、《财讯》等品牌系列刊，还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拥有光盘生产线的期刊出版单位。2004年，家庭期刊集团在全国31家出版、报业、发行、期刊集团中的销售利润率和人均利润居首位，资产利润率居第3位。2006年，在“第四次（2006）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中，《家庭》是国内读者最喜爱阅读的10种杂志之一，且名列前茅。在“2006年首届品牌媒体100强”评选活动中，《家庭》荣登“中国十强期刊媒体榜”。
 

鹤山雅图仕：放眼全球 稳健经营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图仕”）是一家港商独资企业，创办于1991年，为利奥纸品印刷集团成员，经过10多年的稳健经营，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提供一条龙服务解决方案的印刷厂商之一。

　　雅图仕现拥有职工超过1.8万人，占地面积近1000亩，建筑面积70多万平方米，累计投资额达18.73亿港币，2007年出口额17.8亿元人民币。近年来﹐雅图仕荣获“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全国诚信印刷企业”、“中国优秀企业公民”、“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广东省文明单位”、“首届广东省百家和谐劳动关系先进企业”等殊荣，并成功建立“全国包装印刷标准化科研与技术推广基地”和“广东省印刷新材料及新技术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一直以来，雅图仕秉持“以人为本，以策为上，以质为根，以果为宗”的管理宗旨，持续提升职工素质、产品及服务质量、创新技术及生产能力，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全方位问题解决方案。同时，雅图仕更获得ISO9001：2000国际品质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保体系认证、OHSAS 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保证企业在生产、环境保护、职业安全健康、信息安全等方面均符合国际标准。在社会责任方面，雅图仕奉公守法，诚信经营，并致力为职工创造成长发展、安居乐业的工作生活环境；此外，雅图仕热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尤其在教育、医疗、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该公司创办至今，累计捐资超过3500万人民币。

　　雅图仕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全方位地印刷、加工和制作各类型的纸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目前主要产品包括精装书、儿童益智书、立体书、文具用品、贺咭、包装用品、礼盒、纸袋、游戏套装等。目前，该公司的产品百分之百出口，远销欧、美、澳及亚洲等世界各地。
 

——广东省新闻出版改革开放30年回眸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邓小平1992年视察深飞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

 
 
2008年10月22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视察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政务大厅。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新闻出版界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国家大局，勇于改革创新，努力服务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历史证明，广东新闻出版人不仅是改革开放坚定的拥护者、自觉的宣传者，更是勇敢的实践者、殷实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发展更需要改革开放，这是过去30年最宝贵的历史经验。

　　风雨兼程 一路高歌

　　30年实现大跨越

　　改革开放30年，广东新闻出版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全省行业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不足2.5亿元，发展到现在的1504亿元；图书出版从全省只有3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不足140种、总印数1470万册，发展到目前全省有1家出版集团、20家图书出版社，年出版图书8280种、总印数1.5亿多册；报纸出版从1家报社发展到现有4家报业集团，出版报纸134种，总发行量40.6亿份，总收入133.6亿元；期刊出版从17种、总印数1519万册，发展到现有期刊集团1家，期刊379种、总印数2.5亿册；从事音像电子出版的单位从1家发展到36家，现年出版音像电子制品2000多种，发行量1亿多张（盒）；互联网出版单位已有10家，网游动漫产值超过100亿元；印刷业从965家发展到18429家，总产值从1.7亿元增加到1200亿元，光盘复制企业现有68家，年生产能力达32.6亿片，产值40亿元，奠定了广东作为印刷复制强省的基础；发行集团现有2家，全省出版物发行网点由2336个发展到1.69万多个，营业额由0.5亿元增加到170亿元，全省新建农家书屋1500家。

　　勇于创新 敢为人先

　　改革信心不动摇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新闻出版界秉承了引领风气的勇气、闯劲和创新意识。20世纪80年代，根据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精神，提出了适合广东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兼顾海外”的出版方针。将出版内容由单一化改为多样化；将出版社按专业分工由一省一社改为一省多社，实行出版单位企业化管理；将图书发行由单一渠道逐步发展成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成分相补充的流通渠道，使广东出版界呈现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

　　20世纪90年代，根据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精神，广东新闻出版界积极开展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各出版单位建立了领导岗位负责制，开展了策划编辑、经营目标、出版项目、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发行体制方面确立了出版社本版出版物总发行地位，放开了各地图书批发中心市场经营权，部分国有书店开展了股份制改造，广州购书中心、深圳书城、珠海和东莞新华书店大楼等拔地而起；新闻、出版、发行单位开始了集团化经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和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等相继成立。企业化改革的推动，使各出版、发行单位经济效益大幅增长，行业龙头企业不断增加。

　　进入21世纪，广东新闻出版界以改革促发展，继续推动转企改制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改革，并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迈出了一大步：一方面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将出版管理行政部门所属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全部划出，标志着广东出版延续了几十年的政企不分、管办合一的旧管理模式的终结；另一方面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区）的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合一”，建立了有1310名人员编制的市、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在全国创建了开展扫黄打非综合执法的新模式，进一步完善了省、市、县三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架构。

　　“内容为王”  双效俱佳

　　打响精品特色牌

　　20世纪80年代，广东新闻出版工作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围绕政治运动转的状况，既编辑出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版物，又推出传播和积累人类优秀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成果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出版物，对外来文化“排污不排外”，这使广东出版物呈现了图书、期刊品种激增、专业覆盖面广、本地文献名家作品多的特点，特别是广东出版物崭新的思想观念、强烈的时代气息、前卫的装帧风格，受到全国读者的关注，并成为传递改革开放前沿动态和引进境外、港澳文化信息的窗口。

　　20世纪90年代，广东出版界坚持“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开始实施出版物“精品战略”。图书内容主攻方向以近代史研究、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经验总结、港澳地区研究和“一国两制”宣传研究、农村读物和青少年读物为重点，并成立出版物基金会对重点图书进行扶持，岭南特色品牌出版物日趋显露。特别是在历年全国重大出版物评奖中，大批广东出版物获得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以及建国50周年、喜迎港澳回归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1世纪，广东出版界按照“三贴近”出版原则，遵循“以人为本，导向是命，创新是魂，内容为王”的理念，围绕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全面实施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出版物“精品双效”战略，注重把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优势转化为丰富的出版资源优势，以服务社会为主题，以产品结构调整为重点，以树立品牌为抓手，精心策划大批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弘扬中华民族和岭南文化主旋律的重点选题。结合党和国家大事、纪念日、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三农”、未成年人教育、中医药强省、抗“非典”宣传、抢险救灾等现实主题，及时出版了大批体现时代风采的图书、期刊、音像出版物，入选国家级选题目录和获奖作品连年增加。同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将“精品书”、“获奖书”与“畅销书”有机结合，把精品出成占领市场、满足广大读者的主打产品。广东出版界还利用数字技术革命提供的机会，加快了数字出版发展的步伐，内容生产通过新的数字媒体方式进入了新的繁荣时代。

　　优化结构 勇于开拓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出版产业在5个方面得到飞速发展：

　　一是出版产业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广东出版业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不足2.5亿元发展到2007年底的1504亿元，年均增长20.02%，30年间增加了600倍；出版产业在广东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35%上升到2007年的4.9%，出版产业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升，已经成为带动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出版产业门类齐全，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广东出版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其中报刊业在全国名列前茅，图书出版社占全国3.5%，音像电子出版制品占全国16.7%，各类书报刊发行网点占全国10.7%，从业人员占全国8.5%，广东省ICP网站（即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约占全国ICP备案总数的1/5强，以网易、腾讯等为代表的网游动漫企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特别是印刷复制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总产值占全国1/4强，其中民营企业就有16300家，专门从事境外印刷品印刷加工业务的“三来一补”印刷企业承印欧、美等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印刷品种达4000余种，是中国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印刷聚集地。

　　三是广东出版产业相对集中，印刷产业成为全国的龙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版产业量占全国67.1％，东西两翼地区占23.8％，山区占9.1％。其中珠三角地区是出版产业的核心层，主要集中了出版、印刷、发行业和新兴的出版创意、数字出版、动漫网游产业等，特别是印刷产业在邻近港澳的深圳、东莞市更是高度集中，珠三角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印刷基地。

　　四是民营企业成为出版业发展的主力军。随着广东出版产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非公资本进入出版产业渐成规模。特别是近年来民营文化经济发展迅速，广东民营企业的单位数、从业人员、营业收入所占比重等均占主导地位。据统计，民营和外资企业约31900家，占全省出版企业总量的86.5％，从业人员约75万人，占全省出版从业总数的83.3%，民营企业营业额1250亿元，占全省出版营业总额的83.1％，在网络游戏、动漫等新兴出版产业，更是民营企业的天下。

　　五是出版产品及服务的进出口增长迅猛，成为广东出版产业发展的亮点。从1981年只有1家进出口公司，发展到现在的9家，经营总额达到3285万美元，全省1158家印刷企业加工出口总值450亿元，107家光盘复制企业加工出口达40亿元。

　　行政管理呈现

　　变管“脚下”为服务“社会”

　　广东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30年出版行政管理方式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管理“脚下”到服务“社会”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广东出版事业管理体制单一，广东人民出版社既负责图书出版工作，又行使全省出版行政管理职能。1978年3月，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正式成立，除领导管理直属省级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外，还具有对全省出版行业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1983年5月，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改组为广东省出版总社，加强了所属图书出版、书报印刷、图书发行等单位的企业化管理。1986年1月，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重新恢复，并于1987年3月成立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正式成为省政府工作部门，管理职能范围进一步扩大。既包括了对图书、报纸、期刊的出版管理，也包括书刊印刷和物资供应及图书发行市场管理，更增加了申建图书出版社、创办报纸期刊和规划全省出版事业发展和版权管理方面的内容，广东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工作逐步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20世纪90年代后，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还增加了对音像电子出版、印刷复制行业管理和审读各类出版物的职能。随着广州、深圳和部分地级市先后成立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和新闻出版办公室，全省新闻出版管理机制进一步理顺。

　　进入21世纪，广东新闻出版经过“政企分开”和地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三局合一”体制改革，行政管理部门转变职能，把主要精力转到管宏观、定政策、做规划、抓监管上，转到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先后建设了省、市两级新闻出版电子政务信息网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和行政审批管理系统，扩大窗口服务功能，下放部分行政管理审批权限，并在全国率先成立数字出版管理机构，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快广东出版产业转型生机，使行政管理实现了从管理“脚下”向服务“社会”的转变。

　　30年来,广东新闻出版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各级领导部门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奋发有为，取得丰硕的成果,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2005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被中央确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党员先进性教育联系点。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党员先进性教育干部大会上，李长春同志鼓励广东新闻出版界要“更好地把握导向、更好地推进改革、更好地促进发展、更好地加强管理、更好地勤政廉政”。2007年李长春同志再次视察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称赞广东新闻出版改革“思想观念新、改革决心大、改革效果好”，希望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广东新闻出版界决不辜负中央领导的重托，在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积极培育新闻出版新业态，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推进广东新闻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开始新的征程。

改革开放30年  广东新闻出版大事记

　　1978年3月30日，广东省委批准成立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

　　1979年1月1日，《南方日报》恢复对海外公开发行，是全国首批对外发行的4家报纸之一。

　　1979年1月3日，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是广东地方所属第一家音像出版机构及国内第一家拥有整套国际水平的全新录音录像制品出版生产公司。5月, 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生产出第一批立体声录音带，这是国内第一次出版合格的盒式立体声磁带。10月,太平洋影音公司的第一批录像带《中国录影集》首次在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销，这是国内第一次出版节目录像带。

　　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

　　1980年7月，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加挂广东省出版公司的牌子。

　　1981年1月，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加挂广东省出版进出口公司（又名“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广东分公司”）的牌子。

　　1981年6月14日，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第一届羊城书市，是全国第一个全国性书市。

　　1983年5月，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改组为广东省出版总社。

　　1984年11月7日～12月3日，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第二届全国科技书市”。

　　1986年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决定，将省出版总社恢复为省出版事业管理局。

　　1986年11月8日，广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是广东出版业第一个全省性群众团体。

　　1986年11月8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四百年》获全国畅销书一等奖。

　　1987年3月，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成立，负责广东全省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工作，同时撤销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

　　1988年1月12日，广东省图书发行工作者协会成立。

　　1988年5月17日，深圳深飞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成立，是全国第一家引进光盘技术、从事光盘复制的企业。

　　1990年4月，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加挂省版权局的牌子，增加版权管理职能。

　　1991年8月31日～9月11日，第四届全国书市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馆举行。

　　1992年11月18日，广州市新华书店企业集团成立，是全国新华书店系统第一家企业集团。

　　1993年4月1日，《南方日报》在全国党委机关报中率先实现天天出彩版。

　　1993年4月1日，《羊城晚报》创办了国内第一张区域性广告媒体——金页广告。

　　1993年12月19日，第一届南国书香节在广州开幕。

　　1994年4月28日，广东省新新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是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1994年11月7日，《广东省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是全国最早颁布的出版物市场管理地方性法规。

　　1995年1月12日，《深圳商报》与香港《大公报》联合采编《大公报·深圳新闻》版创刊，开创内地办报“借船出海”先河。

　　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是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

　　1998年9月1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CTP（直接制版）系统投入使用，是全国第一家将CTP系统实用化的报社。

　　1999年8月，新闻出版署抽检8个省、市、自治区的书刊印刷质量，广东是唯一一个被抽检产品全部合格的省份。

　　1999年12月22日，广东省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同时成立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对广东省出版集团作出重要批示。

　　200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亲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出版集团视察工作。

　　2003年9月11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在副省长雷于蓝等陪同下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调研。

　　2003年9月22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举行了广东新闻出版委托管理签字仪式，在全国率先将印刷发行管理中的6项行政许可事项委托给符合条件的11个地级以上市出版行政部门管理。

　　2004年2月2日，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主管主办的13家企事业单位以及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的国家股划转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实行战略性重组，转制为国有独资的集团公司，由省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

　　2004年12月9日～10日，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省区出版行政部门在广州、珠海召开首届“泛珠三角出版论坛”，签订《泛珠三角出版合作框架协议》。

　　2005年3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和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等陪同下来到广东，参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联系点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教育活动并进行调研。

　　2005年8月27日，“广州市首届网游动漫文化节”举行。

　　2006年5月31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关于21个地级以上市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公告。

　　2006年7月28日，全国最大新闻纸生产基地越秀广州造纸集团百万吨环保造纸基地项目在广州市南沙区动工奠基。

　　200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和省长黄华华等领导陪同下视察湛江广安村农家书屋。

　　200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和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等陪同下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出版集团视察。

　　2007年4月10日，首届中国(广东)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在广东省东莞市开幕。

　　2007年8月3日，首届中国国际封面文化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2008年1月8日，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增设数字出版管理处，是我国首个数字出版行政管理机构。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广东省新闻出版发行系统积极向灾区人民献爱心，共捐款捐物1.46亿元。

　　2008年8月26日，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出版集团策划，广东人民出版社美编吴德灏创作的汶川大地震纪实雕塑“读书女孩”揭幕仪式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

　　2008年9月28日~10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在广州举行。

　　2008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视察东莞市拔蛟窝社区农家书屋。

　　2008年10月22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视察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本报记者  魏晓薇  辑）

　　整整30年，新闻宣传战线没有出现过大的折腾、大的反复，也没有频繁的“翻烙饼”，是建国以来最稳定的30年，也是事业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30年……这30年，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保持了连贯性，没有出现大的摇摆，没有因为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新闻工作者普遍感到心里踏实、心里有数，改变了过去把大量精力放在“看形势、探风向、揣摩领导意图”的状况，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播的变化全面而深刻。30年间，中国广播从大喇叭响遍全国、占据辉煌之巅，到被电视等媒体挤压、陷入低谷，再到艰难爬坡、重整河山，广播的生命轨迹映照着社会的媒介取向，也体现了广播人不断革新观念、勇于突破的努力。30年来，中国广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变化、符合世界广播发展规律之路。纵观改革开放30年，“变化”是中国广播不变的主题。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自己走路”方针至今仍有其深意。30年来中国广播成就的取得是自己走路的结果，今后继续走好广播自己的路，是我们永远的功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

　　顺应时代的要求，我国外宣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外宣战线不断提高了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扭转了在国际舆论中应付的局面。30年来，我们全面客观介绍我国的改革发展成就，及时宣传对国际事务的立场主张，充分展示民主公正的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与认可。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支持中国，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中央外宣办副主任蔡名照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这30年不但是中国近现代史必将被铭记的30年，也已经成为定将成为继续成为世界史上被高度关注的30年。因为这是一个浓缩的30年，浓缩了成就，浓缩了困难，也浓缩了记忆。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发展进入全新发展态势，传媒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面临重新洗牌分割局面。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南方日报社社长杨兴锋

　　30年前的新闻媒体，从严格上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宣传媒体。30年间媒体3次身份的改变分别是：1978年人民日报提出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把传媒产业、媒介经营作为第三产业；2003年，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一媒两制”认同了传媒的事业单位经营性质，明确媒体的责任。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罗以澄

　　30年间，中国从弱势国家不断向一个强势国家发展，其思维、行为方式乃至相关方式都深深影响了每个人。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这是新闻传媒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政府发布公开信息条例、奥运期间对外媒记者开放，这些都是作为强势国家对自己自信的表现———不怕对外开放。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信息开放程度与其强势程度成正比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

　　（本报记者 牛春颖 整理）

——回忆《著作权法》起草中的争议

□沈仁干
 

 
　　沈仁干　　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现任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主任王汉斌同志当年在审议著作权法草案时曾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所有法律草案中，著作权法是最复杂的一个法，调整的关系最广，审议时间最长。”在我的记忆中，著作权法的每一条规定几乎都是经过争论才确定下来的，其中争议较大的是以下十个问题。

　　著作权法是否要等

　　新闻出版法出台后再通过

　　著作权法草案是1989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审议的。当时有不少委员建议先制订新闻出版法，然后再出台著作权法。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法制局一些同志的意见很明确：著作权法只解决一个问题，即因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由传播作品产生的利益关系。在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的促进下，产生了著作权法第四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法律名称用“版权法”

　　还是“著作权法”

　　主张用版权法的同志认为：版权即使理解为出版权，也是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权利，何况版权包含的内容早已延伸到表演、广播、录制等权利；版权是国际通用语，如《世界版权公约》就采用版权一词；著作权常被人们理解为“著书立说”的权利，使用著作权容易混淆宪法赋予公民的创作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与民法赋予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主张用著作权的同志认为用著作权一词可以把作者与著作联系起来；版权容易使部分人理解为出版者的权利。著作权法对此争议作出的结论体现在第五十一条：“本法所称的著作权与版权系同义语”。这一规定和《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中“著作权（版权）”的提法完全一致，解决了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统一了国人的认识——不论是版权还是著作权，都是指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依法对作品享有的各种专有权利。

　　法人可否成为作者、

　　非法人单位可否成为著作权人

　　主张法人不能成为作者的同志认为：创作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脑力劳动过程，是一种思维活动，一种生理现象，只有自然人才具备这种生理机能。法人没有生理机能，不具备思维能力，也就无法进行创作活动，所以不能成为作者。主张法人可以成为作者的同志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的表现形式，法人有意志，组成法人的自然人根据法人意志创作的作品，并不表现自然人而表现法人的意志，而且法人对其作品承担责任，因此，法人可以成为作者。著作权法第十一条体现了上述两种意见的调和。该条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视为”二字用词十分准确，法人本来不是作者，但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推定它为作者。

　　计算机软件和民间文学

　　是否作为保护客体

　　计算机软件中的文档部分，作为一般文字作品或图表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没有什么争论。而把程序纳入著作权保护，就有了不同意见。我们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把软件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之内，还是承认它与传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区别，照顾其作为技术产品的特殊性，实行单独立法，不论在起草小组内部还是在被征求意见的公众中，不同意见几乎势均力敌。经过反复讨论，计算机软件进入了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之列，但又在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就是说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可以不适用著作权法的某些规定，而要针对这种作品的特殊性，专门制定特殊的保护条例（国务院1991年6月4日公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著作权法是否应当

　　规定邻接权

　　邻接权，我国著作权法称之为“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著作权法起草时，著作权法要不要包括邻接权，邻接权的保护要不要单独立法，争论比较多。著作权法单列第四章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既规定了图书、报纸、期刊出版者和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及广播电视组织的权利，也规定了这些传播者与其被利用的作品的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音像制作者、广播电视组织与表演者之间的关系。

　　著作权能否继承、转让

　　著作权能否继承，在五十年代就有争议。许多同志不主张著作权继承。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明确规定，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属于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公民死亡后可以继承。《继承法》通过后，大家认识统一了，也就无人反对著作权可以继承了。

　　著作权能否转让，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不论是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著作权法草案，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审议通过的著作权法，只对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作了规定，没有对著作权转让作规定。我的理解是著作权法既不鼓励也不禁止著作权转让，给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留有充分余地。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

　　能否归属作者

　　职务作品的定义及其著作权的归属与利用，一直是著作权法起草过程中十分棘手的问题。有人主张著作权归作者，作者所在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有使用权；有人主张著作权归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单位适当发给作者个人一些奖金或给予物质奖励即可。

　　著作权归属必须从兼顾作者个人与单位双方利益的原则来考虑，如果仅考虑单位一方的利益，就容易把作者个人权利的范围缩小，把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权利扩大，影响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如果过分强调作者个人利益，就可能损害单位的合法权益，影响单位支持作者创作的积极性。经过多次斟酌和讨论，1990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著作权属于单位的职务作品构成要件是：1、由单位提供创作的物质技术条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物质技术条件，作者个人难以具备；2、需要有他人合作，作品才能完成；3、单位承担责任，个人不承担责任。

　　作者的权利与义务

　　如何对等

　　有些同志看了著作权法草案以后，认为赋予作者的权利太多，没有规定作者应承担的义务。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作者享有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是否给作者权利太多了。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是恰当的。首先，法律赋予作者的人身权利比较充分。尊重作者的劳动，完全必要，也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中国知识分子重名轻利的特点。其次，作者的财产权利，著作权法的规定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水平，虽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基本的、传统的权利都有了，如出版、表演、展览、改编、翻译等12项经济权利。

　　著作权法要不要规定

　　对外国人的保护

　　有些同志认为，著作权法是国内法，不应该提及外国人的事。但是，文学、艺术、科学作品，本身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作品一旦发表，可以超越国界进行传播。在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合作中，一些外国的厂商到中国办企业、办工厂，他们开发的软件要不要予以保护？还有许多文化、科技交流的项目，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作品如何保护？最后，多数同志的意见被接受了。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为此后逐步解决著作权涉外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版权行政机关能否处理

　　侵犯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

　　部分同志认为：著作权是民事权利，属于私权范围，政府机关最好不要介入。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权利是法律规定的，法律如果规定政府可以介入，政府就能够介入；作品的广泛传播涉及到公共利益，不能认为纯粹是私人的事情，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都有权干预。著作权法最后定稿是著作权行政机关有权处理侵权行为。我的理解是：不仅可以处理，当侵权行为侵害公共利益时，著作权行政机关还可以主动追究侵权者的责任。作出这种规定有它的道理，在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工作委员会组织讨论著作权草案时，邀请部分法院和著作权行政机关的同志参加，大多数同志赞成政府著作权行政机关有权处理著作权纠纷。法院的同志说，目前法院受理案件多，希望政府著作权管理机关能协助他们处理一些著作权纠纷。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多年著作权管理经验，有著作权专业人员，处理问题比较便利。作者团体也希望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能够处理著作权纠纷，因为著作权纠纷主要涉及文化人,中国文化人不爱打官司，被法院传票传来唤去，总感觉是件不怎么光彩的事，希望调解。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理侵犯著作权行为，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点。

　　著作权法起草过程中争议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仅仅选择这十个问题作简要回顾。对于这些争议的问题，从法的名称到权利的设定和限制以及计算机软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国家版权局提供的著作权法草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正式文本有一定的差距，应当说，国家版权局的同志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态度。记得1990年8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期间，当时主持著作权法定稿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宋汝棼同志给国家版权局局长宋木文同志写过一张条子，内容是“勿因小而失大，勿求全而拖延。”劝我们从争取尽快通过著作权法这个大局出发，不必在某些具体条文上坚持己见，不必为追求完美的结果而使著作权法推迟出台。我们接受了宋汝棼同志的劝告，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为著作权法的顺利通过作了有积极意义的妥协。
 

□宋木文
 

　　宋木文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43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中断过，迄今30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30年。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出版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禁锢主义的束缚，使出版陷入停顿，出书范围十分狭窄，全国出现严重的“书荒”。出版战线的转机，像其他战线一样，也是出现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自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来参加出版工作，有幸参与了出版改革发展的实践，我看到和体会到，出版战线在批判和推倒“两个估计”，进行拨乱反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一直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担任领导职务，我从实际工作中认识和体会到，1983年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是指导这一时期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那以后20多年的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今后的出版工作也仍将有着积极的影响。

　　1986年10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国家出版局为国务院直属局建制的通知》。而就在同年的12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电话通知，提到：新闻管理很乱，出版问题也不少，12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撤消国家出版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局，统管新闻出版工作，要我提出新机构的组建方案和国务院决定的代拟稿。我抓紧组织草拟组建方案，按建国初期新闻与出版各设“总署”的模式，新机构称“署”而不称“局”，并加了一个“总”字，即“新闻出版总署”。1987年1月2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1987年1月13日国务院决定建立新闻出版署的通知。1987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杜导正为新闻出署党组书记、署长，我为党组副书记、副署长。

　　1988年5月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的《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关于出版社改革的第一个文件。出版社改革在1984年在全行业展开，而迟至1988年才发出这个文件，其主要原因是这项改革涉及许多复杂问题，难度大，需要在探索中积累经验，统一思想。这不是靠一次会议、一个文件即能完成的。

　　党的十四大以后，在1992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我代表署党组作的报告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以及相应的推进出版改革和加强宏观管理的要求。进入1993年，新闻出版署把计划重点摆在积极探索新的出版体制上。出版要面向市场，又不能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日程上。改革是为了发展出版生产力。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主恒主题。

　　近来有一种看法认为，过去的出版改革有些滞后。对此，我没有疑义。但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事业发生的巨变，从外部条件看来，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特别是得益于优惠经济政策的支持，如全行业所得税返还、出版社增值税减免、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营业税减免等；从内部讲得益于逐步深化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略举之：书刊的品种数量大幅增长，质量效益也有提高，一大批文化积累和经济积累相统一的长效销售的重点出版物和骨干出版工程日渐增多，成为新时期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闪光点；一批坚持改革，方向正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不断增强实力，面向市场而不是游离市场的出版发行单位正在崛起；从印刷装备、器材到印刷工艺全方位进行的以“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为目标的国家印刷技术改造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其中王选教授主持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成功和占领市场，使印刷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印刷技术极端落后、印刷生产力严重不足的状况，为出版事业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出版科研和出版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果丰富，对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给予了理论指导和人力支持，以一批改革带头人为中坚的出版队伍正在成长壮大；随着改革带来的发展，出版事业在国家各项事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是当今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文化体制改革和解放生产力，作出了重要决定和一系列指示。这其中，有两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次是李长春在十六大后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在多次讲话中把文化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并对两者提出不同的但又都有改革任务的要求，进行分类指导。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文化出版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新的进展。二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总的要求、总的目标。近几年来，遵循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要决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进展。

　　作为一个出版人，平时想的做的都是出版工作，我的事业积累也主要在出版上。作为已离休的出版人，虽然不再参与出版管理的具体工作，却在深情地祝愿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成功、出版事业更加繁荣，出版产业更加壮大。
 

□李鲁平
 

　　1983年，三联书店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了美国记者、同时也是未来学研究专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当时的大学生对此书的狂热就如今天的大学生读悬幻悬疑书一样。对于汹涌澎湃的“浪潮”：商人们的生死搏斗、价值观念的解体和碎裂、能源危机等等这些困扰人类和地球的全局性问题，阿尔温·托夫勒并不悲观，而是充满豪情和热情地说，这是工业文明的末日，预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第三次浪潮》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文明世界。客观地说，阿尔温·托夫勒所热情讴歌的文明新世界并没有出现。但是当我们再次阅读《第三次浪潮》时，我们必须承认阿尔温·托夫勒的敏感，也应当尊重他那对未来世界的火热渴望。

　　如果说《第三次浪潮》是对未来世界缺乏学理的理想主义赞歌，那么《增长的局限》就完全不同，它是西方著名未来学研究团队罗马俱乐部的学术报告，是规范严谨的科学研究。

　　与《第三次浪潮》的热情和乐观不同，对人类的未来，《增长的局限》提供的是带有警示意义的悲观主义结论。它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要清醒地看到世界局限，世界所能承受的人类数量和活动局限。这对那时处于物质严重匮乏、生产和经济极度落后的中国无疑是危言耸听。但30年后，我们正在做的、思考的恰好就是书中提出的问题，如何在追求增长的同时，兼顾环境的承受能力，如何在把单纯的增长变成可持续增长。

　　如果说《第三次浪潮》是从技术层面遥想未来世界秩序，《增长的局限》侧重从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后果呼唤未来世界新准则和新秩序，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从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层面探讨世界的秩序。

　　萨缪尔·亨廷顿试图为冷战后世界秩序重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具有文明共同性的国家之间更易结盟，从而更容易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容易取得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因而萨缪尔·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文明范式”。尽管萨缪尔·亨廷顿注意到了文明差异、文化差异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文明，忽视或淡化了政治、经济以及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在国际秩序、国际冲突中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全球化趋势中，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冲突、碰撞将更加剧烈和深远，亨廷顿的观点作为一种对我们的提醒、警觉和借鉴，也未尝不可。

　　30年，3种有影响的对世界的看法，托夫勒从技术文明的角度乐观地构想了未来世界，罗马俱乐部从人类与环境的紧张出发，谨慎悲观地提醒我们未来的世界，亨廷顿在全球化格局中看到了文明的差异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不论3种态度片面或深刻，如果把3种思想综合起来看这个世界的现在和未来，或许，我们会更加智慧。

　　（作者系武汉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马季
 

　　在近30年阅读经历中，有3本书令我难以忘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

　　1980年以来多次重印的《万历十五年》，对于走出历史“沼泽”的国人来讲，不只是讲述400年前的一本历史书，更重要的是它解放了人们的视阈，使人看到了走向历史的多种可能性。黄仁宇先生将有可能掌握的历史资料进行综合性对比，揭示了当代与历史的新的逻辑关系。那么，现代中国应当从明朝历史中汲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在书中结论式的答案唤醒了一代人独立思考意识与思想空间，这是这本书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当然，《万历十五年》优美的文笔，张弛有致的叙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书写。

　　文学对中国30年变革所发挥的作用无法估量，它既来自于民族的自我觉醒，也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密不可分。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巨大的信息量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攀越了20世纪人类想象世界的新高峰。魔幻现实主义曾经对中国的先锋写作，包括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在内的一批作家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会发现，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民族化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艺术形式革新。其实，《百年孤独》是站在一定高度上，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对整个拉美文化处境进行反思。小说涉及战争、爱情、伦理和死亡，还有它不断被诠释的主题——孤独，而所有这些元素都和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有某种精神暗合之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作品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1845年春，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梭罗在老家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边建起一座木屋，过起渔猎、耕耘、写作的“简朴生活”。在《瓦尔登湖》一书中他提倡回归本心、亲近自然的人文观点。梭罗说自己是“大自然的挚爱者”，但是，他又说：“我绝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我的生活方式。”他更看重简单、自由、挚爱、独立的精神内核，而不仅仅是某种生活方式。当年我在读这本书时，被朴素而简洁的文字所感染。后来慢慢领悟到，这是一部思想之作，一部拓宽人的思维的“自然之书”。梭罗研究专家哈丁的概括或许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梭罗有所启发，他认为这本书至少有五种读法：作为一部自然的书；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作为批评现代生活的一部讽刺作品；作为一部文学名著；作为一本神圣的书。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副主任）
 

　　1.《万历十五年》 [美]黄仁宇 著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入选理由：这本小册子是如此好读，皆因它颠覆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惯常写法。从此以后，出现了很多模仿这本书的人。模仿这本书的人的影响甚至大过了原作者。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历史读物中发现它的影子。

　　2.《第三帝国的兴亡》 [美]威廉·夏伊勒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年版

　　入选理由：在那个年代，这本书突然呈现出了一段新鲜而难忘的历史，它所引起的我们的伤痛，至今难以平息。难得的是，译笔很好。

　　3.《傅雷家书》 傅雷 著 三联书店 1981年版

　　入选理由：没有一本家书像这本书那样，影响了几代人；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这本书产生的影响，是当初写家书的人完全想不到的。写家书的人的遭遇加深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这本书的发行量之大及重版率之高，同类书难以匹敌。

　　4.《第三次浪潮》 [美]阿尔温·托夫勒 著 三联书店 1984年版

　　入选理由：这是一本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全球发行上千万册的未来学经典，也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文化读物。托夫勒带给我们的震撼，不仅是他在20多年前的预见现在大都已经实现，而且是在那个国门刚刚打开的时代，他的思考给予了我们思想解放的方法，释放了几代人的想象力。

　　5.《宽容》 房龙 著 三联书店 1985年版

　　入选理由：房龙告诉我们，不要对思想上的千姿百态感到心慌气短，因为大自然从来都不主张整齐划一——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倡导宽容的真谛。

　　6.《梦的解析》 [奥]弗洛伊德 著 作家出版社 1986年版

　　入选理由：看似虚无缥缈的梦幻，其实有着深沉的心理动机。弗洛伊德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人们的意识只是冰山之一角，潜意识才是整个冰山。

　　7.《一九八四》 [英]奥威尔 著 花城出版社 1988年版

　　入选理由：迄今为止，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仍然是一种有效的信号，它号召人们起来跟一切与智慧思想、细腻感情、美丽事物为敌的人进行抗争。

　　8.《庐山会议实录》李锐 著 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入选理由：一位亲历者通过整理自己的各种笔记、书信、谈话、日记、会议记录，用平实的文字把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庐山会议迷雾一点点拨开，展开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看到了后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源头。

　　9.《美的历程》 李泽厚 著 文物出版社 1981年版

　　入选理由：李泽厚用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手法，渲染了一片标新立异的中国美学世界的二月天。《美的历程》对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美学形态的传神写照，使每一个读到它的人也顿时变得气韵生动起来。

　　10.《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捷]米兰·昆德拉 著  作家出版社

　　1987年版

　　入选理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形亦无重量，这就是轻。是媚俗，还是在媚俗的洪流中逆泳？这个昆德拉式的问题，至今都在考问着每个人的灵魂。

　　11.《顾准文集》 顾准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入选理由：这是一本写给自己以及中国未来的思想之书，顾准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在那个黑夜似的时代，顾准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一根火种，是我们迄今为止无法不面对的一座山峰。

　　12.《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键东 著 三联书店 1995年版

　　入选理由：在陈寅恪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就感知到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陆键东不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大师形象，还给当代中国的文人提供了一个价值标杆，这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13.《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入选理由：这本书和作者的另外一本《血酬定律》，让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密码。

　　14.《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

　　入选理由：经由这本书，我们开始了解和模仿魔幻现实主义，一个文学的新天地从此打开。此书语言的风格或许应该归功于译者，但是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连作者都难以想象。

　　15.《朦胧诗选》 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年版

　　入选理由：朦胧诗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只春燕，而《朦胧诗选》见证了它曾经飞过天空的景象。

　　16.《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著 花城出版社 1986年版

　　入选理由：只有敢于正视自身丑陋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是美丽的，这就是柏杨告诉我们的有关中国人的辩证法。在上世纪80年代，这本书点燃了一枚反省自身的巨大炮弹。

　　17.《日瓦戈医生》 [苏]帕斯捷尔纳克 著 漓江出版社 1986年版

　　入选理由：洪流越是浩大，灵魂越是孤单无依。帕斯捷尔纳克用生命的毁灭、爱情的绝望、家庭的破碎、良知的挣扎，记录了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哀痛绵绵，感人至深。

　　18.《白鹿原》 陈忠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版

　　入选理由：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后来的许多小说和电视剧都在照搬它的路数。奇怪的是，模仿者甚至比它还成功。

　　19.《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 [美]威廉·曼彻斯特 著 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入选理由：它在特定的时代为一个封闭国家的人打开了一个再也封闭不了的视野。

　　20.《围城》 钱钟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入选理由：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这是人性永恒的困惑与律动。钱钟书在书中揭示了人性的种种可叹、可悲、可耻、可笑、可怜，他匪夷所思的比喻和离经叛道的想象，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愉悦。

　　21.《瓦尔登湖》 [美]亨利·梭罗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年版

　　入选理由：《瓦尔登湖》是诗人徐迟的理想国，是诗人海子的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展示了物欲被成功约束之后，我们所获得的精神的丰盈以及整个世界的洁净。它的意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强。

　　22.《随想录》 巴金 著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入选理由：这是作者定位为“讲真话的书”。它诞生在刚刚过去的“谎言就是真理”的年代。今天读来或许觉得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并没有人善于这样“讲真话”。

　　23.《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入选理由：“张爱玲热”至今没有结束，考证、发掘、研究的工作仍然有无数的人在做，这些人被称为“张迷”。这套书是张迷们最早的“圣经”。

　　24.《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 王小波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版

　　入选理由：《沉默的大多数》记录了王小波特立独行的足迹，他因此赢得了超乎寻常的尊敬。他的逝世催生了一个新的人群——“王小波门下走狗”。

　　2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 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

　　入选理由：亨廷顿是“现代的马基雅维里”。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释了上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问题、外高加索问题、苏丹问题、巴以问题等等。亨氏还看到了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并预测了恐怖主义的发展。“文明冲突”从此进入了学人和百姓谈话的词典。

　　26.《城堡》 [奥]卡夫卡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版

　　入选理由：卡夫卡是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一代代文学青年挂在嘴边上的名字，这本书则是“卡夫卡族”无法绕过的高山，成功登顶这座山的人从此就觉得“一览众山小”了。

　　27.《西方哲学史》 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入选理由：因为《西方哲学史》闪烁的智慧、流畅的文笔，而使哲学以亲切可人的面孔走近我们。它开启了很多人的哲学史想象，但至今无人能学得有模有样。

　　28.《金庸作品集》 金庸 著 三联书店 1994年版

　　入选理由：说金庸的小说是当代中国读者数量最大的文学读本应该并不为过。江湖如人生，侠客梦千秋，平凡人因此活得有所寄托。金庸作品的魅力甚至催生了专门的学问：“金学”。

　　29.《增长的极限》 [美]D·梅多斯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入选理由：“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是中国知识界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事件，它以融会文理、倡导科学理性而著称。罗马俱乐部这本《增长的极限》就是其中的一本。这本书的预警效果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30.《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袁可嘉等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版

　　入选理由：这本书使此前的当代文学教育一时变得陌生而遥远，这种最初的冲击为此后的种种文学乃至文化的选择，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许多“过来人”都满怀深情地谈起这套书，皆认为受惠良多。

□紫藤
 

　　30年是整整一代人的时光，30年的长度足以构成一部历史。这30年，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思想界从禁锢走向解放，各种思潮、流派相互激荡、不断涌流，思想更加多元、视野更加阔大、文化更加丰富、政治更加清明的30年。当回首往事时，我们会发现，这30年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成长史，而在这精神成长的历程中，离不开阅读的启迪、滋养和激励。

　　30年的出版，成就蔚为大观，如果拉出书单，没有人可以望到尽头，这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的海洋。在这30年的阅读时光中，有些书是令我们津津乐道、难以忘怀的。它们的出版不仅仅激励和启迪了一两代人，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于是，便有了一些机构和媒体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举办评选30年30本好书甚或300本好书活动的尝试和努力。在今年深圳读书月期间，深圳市有关部门便组织一些学者专家，与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新浪网等全国16家媒体读书版的编辑们一起，评选出了30年30本文史类优秀读物。

　　这无疑是一份厚重的书单，每一部入选图书的背后，都能讲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这些图书，都是曾经甚或至今依旧在影响和启迪着无数读者思想和灵魂的优秀文史读物。这些作品或者令我们在回望往昔时痛苦、反思和警醒，比如《随想录》、《傅雷家书》、《顾准文集》、《丑陋的中国人》；或者令我们眼界、思路大开，比如“走向未来”丛书、《万历十五年》、《梦的解析》、《西方哲学史》；或者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学和艺术之美，比如《美的历程》、《瓦尔登湖》、《张爱玲文集》、《围城》、《百年孤独》；或者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过去、现在和未来世界的发展图景，比如《第三次浪潮》，等等。看着这份书单，一幕幕关于阅读、关于青春、关于迷茫和成长的往事，潮水般涌上心头。我相信每一个喜欢阅读的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心灵成长的隐秘轨迹。

　　这也是一份令人遗憾的书单。因为这样的评选注定是挂一漏万的，难免有遗珠之憾，肯定有太多的好书由于名额的限制没能入选，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实，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份自己的书单。毕竟，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千差万别，对图书的感悟和渴求也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性。

　　这也是一份令人深思的书单。尽管这是一个以30年为出版时间跨度的评选，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入选的2/3以上图书出版日期在上世纪80年代，其余的出版日期为90年代。而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书则无一本入选。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30年阅读的流变：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往往反映出群体性阅读的特征，一部分思想的先行者引领着大众阅读潮向；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审美情趣日趋多元，阅读个性化趋势日益显现；进入21世纪，阅读作为启迪思想、文化熏养的传统功能明显削弱，而功利化和娱乐化阅读渐渐成为阅读主流。在这样的阅读氛围下，出版者一部分选择了迎合，一部分仍在坚守。而客观上真正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图书，要想体验到上世纪80年代图书曾经的辉煌和荣光，近乎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重温30年的阅读光阴，找寻30年的阅读亮色，一方面是为了总结阅读带给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和变化，从中找到一条民族精神成长的轨迹，同时也是为了彰显出版者的勇气、担当和眼光以及阅读的力量。为了未来，我们回望过去；为了未来，我们继续阅读。

□本报记者 彭致
 

　　1978至2008，读者对出版市场的反馈可以看出，80年代的求知性阅读、90年代的实用主义阅读、新世纪的娱乐阅读，从获取知识到企图利用知识产生经济效益，再到娱乐休闲，图书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作用大致可以这样概述。

　　黄金阅读的80年代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这句诗概括了整整一个时期的读者的阅读状态。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大众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生的追求、对社会的反知超过以往任何一代。

　　生活在80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庸、古龙、琼瑶、亦舒、北岛、海子，他们都是文学界的代表，是人人阅读的风向标。武侠、言情、诗歌，成为当时大众读者口中最常提到的几个词。同时，文坛打破了70年代政治压制下的文化禁忌，在开放的天地中迅速成长，严肃文学出现了一批厚重大气的作品，纯文学领域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诸多文学流派。

　　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相对单一，但是却抵挡不住人们在改革开放后的求索心态，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读者都以严谨的心态来阅读图书。而出版社的出版也跟随市场出版了一大批好书，培养了时至今日影响力仍然巨大的路遥、刘心武、高晓声等等。

　　“那两年（80年代）可真叫形势大好。市场如饥似渴，什么书拿出去起印就两万册。最神的是海德格尔那么难懂的《存在与时间》居然也销到7万册。大伙的心那叫齐，热火朝天。”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那个年代的出版情况。

　　实用主义阅读的90年代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董文华《春天的故事》唱出了市场经济在整个90年代的重要地位。在这样的社会发展时期，阅读同样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由深度阅读变成了实用主义阅读，希望从图书中找到最快捷、最实用的改变生活和生产的精神粮食；出版内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萌动市场图书的市场化运作。

　　在经济发展的驱使下，阅读已经变成一种改变自身命运，通过阅读提升个人的能力和技能的需求。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花钱读书，就是要学到赖以生存的知识和技能，获得谋生的各种文凭证书。工具书几乎成为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到今天的阅读主流。进入90年代后，全国大大小小的书店，有大半的空间被各种各样的教辅书所取代。同时，随着教育的持续深入，许多人把“考上大学”看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教辅图书就开始以一种爆发性的姿态出现在出版业。

　　同时，书商也开始混迹江湖。90年代初期，只要编写一本教辅图书，盈利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回收，堪称书商的黄金时代。当然，书商的出现也加速了出版业与阅读市场的互动，业界开始意识到，畅销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策划出来的。“改变命运的什么法则”、“走向清华北大”等直击读者内心需求的图书铺天盖地，发行量还是不断攀升，年复一年地加印。

　　多元化阅读的新世纪

　　进入新世纪，文化多元，媒体多元，读者的阅读趋向同样多元。但是，阅读还是体现出一些特征：青春文学的畅销、网络原创文学的迅猛发展、传统文化解读的回归。

　　就大众阅读来看，青春小说是这个时代最为惹眼的一个记号。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年代后青春文学偶像派，以可爱淘、郭妮、明晓溪、饶雪漫为代表的针对90后女生的少女派，这一时期的阅读出现了向初中生、高中生定位的出版，出版低龄化。以痞子蔡、安妮宝贝为代表的70年代后网络文学，也是畅销的保障。同时，永远绕不过去的是“百家讲坛”系列作者的畅销效应，于丹、易中天等解读名著的作品一旦付梓，就获得轰动效应。出版与电视互动，读者与观众有大部分的融合。而新近流行的穿越、盗墓等玄环系列也成为大众阅读的两朵奇葩。

　　从阅读类别来看，这种多元化随着文化的多元化而变动。除了这些浅阅读外，实用性阅读仍然占有相当比例。当股市疯长，金融风暴来临这样的时期，有关如何炒股、如何看待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各种图书铺天盖地，但是阅读依然是乐此不疲。实事性阅读已经成为读者的一种喜好。

　　从载体来看，阅读已经变成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一种生活方式。既然是生活方式，那么阅读的内容更趋向于浅层次的阅读，网络原创小说与手机电子书在近两年的发展中尤为迅速。网络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如日中天的境地，以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网为首的国内多家原创文学网站开启了网络生产、网络销售的阅读时代。而同样具备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网络文学本身的互动性。与网络文学一样，手机电子书的发展也较为迅速。在工作和上下班的路上，手机阅读成为大众偏好的阅读方式。